《马路天使》的成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影片中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
这两首电影插曲，是由当年风华正茂、才华出众的田汉作词、贺绿汀编曲的。这两位后来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泰斗的老人回忆当年与周璇的合作经历时，都对周璇赞不绝口。贺绿汀在拍《马路天使》前就认识周璇，他说，周璇在拍《风云儿女》时还是一个小角色，
没想到一年后，在讽刺喜剧《狂欢之夜》里，已成了挑大梁的主角了。更令他称奇的是在《马路天使》中和周璇的合作，他这样高度评价：我发现了她的音乐天赋和使人奇异的艺术才能。
贺绿汀回忆当年与周璇的交往时说，周璇很单纯，很天真，很聪敏，也很忠厚，是个本分人。她很有上进心。对待艺术、也很严肃。演戏也好，唱歌也好，她都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毫不做作……她的衣着很朴素。在那个时代，能做到洁身自爱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周璇的演唱，贺绿汀这位音乐权威如是说：她很灵，领悟力强，唱得很有感情，很有味道。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在记忆中仿佛隔帘遥观雾中花，有朦胧模糊之感，但依稀模样未失真，故撷来以奉献给读者，略可看名音乐人贺绿汀的一个侧影，以及与金嗓子周璇的渊源。
1964年至1966年，我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其间，校长正是贺绿汀老前辈的妻子姜瑞芝夫人。1966年文革的第一年，我刚好从小学部毕业，也是全院500多名大中小学生中首个被告知因家庭政治问题而不得在本院继续升学的学子。但文革在继续；暑假后我们又陆续被学校召回。1967年文革第二年。一日上午11时许，姜校长参加完批斗她的大会后，从一楼的会场往二楼的办公室走去。也就相隔十几秒钟，有几个同学冲动地从座位上蹦起来，一边喊着“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口号、一边追着上去。其中一个同学手里还拎着一条带铁头的帆布腰带，即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仿制军用武装带。我一看不好，也赶了上去；但还是晚了一步。就在我的眼前，那铁头腰带向上一扬，就照姜校长的头顶砍了下去！姜校长这时刚刚进屋，才转过身来，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脑袋上就挨了重重一击！那同学还要再砍，我正好赶到，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拦了下来。那同学很激动，一边喝斥着，一边又举起腰带要砍。我干脆一手拽住腰带，一手紧握他的手臂，令其锐气大减。这时，只见姜校长用手去捂刚才受到物体重击的部位——额头的右上方，还听到姜校长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喃喃地说道：“流血了、流血了......"，原来姜校长受到重挫后的伤口已经流血了，在场人包括受伤人自己起先都没有注意到，血顺着姜校长的手指缝溢了出来，又顺着手掌背滴到了脸上和衣服上。姜校长本能地向前倾身，血又顺着衣襟滴到了办公室的地板上。很快，地板上又积了一小摊血迹，见血，我有些害怕，不禁打了个冷战。可我还是想知道流血的具体部位，伤有多重，就让姜校长松开手，以便我低下头去查看。姜校长的头发很厚、很密，我只见头发上有血，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她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掰开来，让我细找。终于找到了，在发髻线的内侧，一道挺长、挺深的口子，血顺着脉搏的跳动正突一下突一下地向外冒着。我对姜校长说：“伤得不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你还是先用手捂着吧！“那位挥动铁头腰带的同学也看见了血，他是否就此住手还是跑开去了，或改用别的什么方式来表达心中的义愤，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依然清晰可记的是，后面一波波喊打的同学们接踵而至，他们一靠近姜校长就报以拳脚，我尽力设法遮挡、浑身上下也挨了不少打。姜校长一边双手护头，一边后退，直到背靠到了墙边的文件柜后，方才站住。这时，我顺势张开双臂，用手掌支撑着柜子。至此，姜校长的身体除左右两侧依然留有一些空挡，还不时会受到拳脚袭击之外，头部、前身和后背都已经被我和她身后的柜子很好地保护起来了。也幸好姜校长只有1米45的个头，而我那年已长到1米67了，这使我对她的这种保护格外有效，特别是受伤的头部，绝对没有再被挨过第二下重击！不过情况仍然不妙，在乱打乱踢之下，只有我一个人替姜校长左抵右挡，顾此失彼唉！忽然，我想起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这口号一喊，果然显灵，拳脚顿时大大减弱，好就好在这时候，教过我钢琴的徐祖颐老师及时赶到，和我一起劝阻打人的同学。后来我们就分了工，由我把同学们领出屋去，她留在办公室照顾姜校长。徐老师非常机智，当我拽着最后一个同学刚一离开，她就赶紧从屋里把门锁上了，我还记着徐老师的这一举动曾引起我的好奇：当年，许多人对于被打倒的对象唯恐避之不及，徐老师倒是有点特别，不怕与当了走资派的姜校长同处一室！就在屋门快要合上的那一霎那间，姜校长一面手捂着伤口，一面抬起头来；顺着门缝，我望见了她那惊异而又感激的一瞥。
的确，姜校长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危难时刻，挺身救她的竟会是我——一个在文革前恰恰与她有过一次“过节”的调皮学生。
那还是我刚进附小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在宿舍里与一高年级孟姓干部子弟下象棋，对方屡战屡败，于是开始悔棋，悔棋也输，结果恼羞成怒，哗啦一下把棋子推倒，还伸手打了我一记耳光，且打完就开溜——很没有格调。我还不了手，一气之下就用手把他的蚊帐撕开好几道长长口子。此案惊动了校方；可却在具体处理时却很不公平。姜校长认为这一道道的口子不可能是用手撕开的。她闻讯赶来时，见我手中正在摆弄一把袖珍的工艺宝剑，就主观(想当然)地认定是这把小宝剑撕的，接着就把它没收了，并要求我向对方赔礼道歉(后来班主任陈善蓉老师帮我呈情免了)，和赔偿蚊帐，而对方打我耳光的是却只字不提了！这事让我当时的监护人、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之妻黄宗英长辈知道后，我向她陈述事实经过，结果她非但不像其他家长那样为子女据理力争，还要我把自己用的那顶蚊帐赔出去，她说：”我可没有钱给你买新的！”，她妈的！此后我住校三年期间，愣是没有蚊帐，任凭蚊子叮咬。记得当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女人出卖了我——后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到我校招生，我申请报考，但因，被黄长辈知道后向校方告发：“周伟的生父唐棣是现行反革命在押”而告吹，我被黄长辈再次出卖，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我随时随地会被黄长辈出卖，只要她高兴，此为后话。当然，损坏东西要赔是对的；我开始是生气去拉他的帐子，没想到他的帐子很容易撕破，原来是一顶很陈旧的帐子，颜色也变得发黄，纤维都已经脆了，我发现它很容易撕开，就撕了好几道，天地良心，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同学和班主任一起在教学大楼走廊里玩，看谁跳高后能用手碰到从天花板上悬垂下来的玻璃灯罩。姜校长也来了，她个子小，当然够不着，接下来有个个子较高、弹跳力又好的同学一跳就够着了，不但够到了，还同时把灯罩捅下来摔得粉碎，这灯罩比较昂贵，不可能让一个人赔，于是大家商量平摊，为了公平起见，姜校长也摊上一份。不过学校很快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决定，决定宣布完以后，同学们都高兴地欢呼起来。原来姜校长发话说：此游戏并不安全，作为一校之长，她不但没有劝阻大家，还参与其中，故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灯罩由她一人赔了。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事情虽小，但同学们个个竖起大拇指夸奖道此乃不折不扣的一校之长之风范、此乃不折不扣教育家之风范。比较而言，黄长辈是什么风范实在不好说！
文革后，我第一次遇见姜校长是在北京文化部的红旗招待所，她陪同夫君贺绿汀老前辈到北京就医。她对我说：”学校当年培养你们很不容易、花了很大力气，你应该继承你母亲的事业，成为一个好的文艺工作者！”她鼓励再考回上海音乐学院去。要想考回去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我当时已经有了5年工龄，按国家政策，可以带工资上学，可我当时认为怎么好意思”白”拿公司里的钱而去就读音乐学院，以此作为一种途径也好、跳板也好，毕业后又必然会脱离公司并意味着从此就可以脱离原有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显得很不仗义，自己把自己难住了。
接下来，姜校长另外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她问我当年把她脑袋打开花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在这里，我想把这道难题留给有心的读者，请你们猜猜看我是怎么回答姜校长的？猜中者有奖！
于24年后(2000年)徐祖颐老师以学者身份访问多伦多时告诉我两件事。其一，是当年姜瑞芝校长挨打事件，事后，是她陪同姜校长去医院挂的急诊，一共缝了十几针！其二，徐老师的姐姐与我妈妈的身前好友朱爱珍女士为邻，徐老师嘱我早日与对方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