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凡倾听》--荧屏前后的赵忠祥(上)(2)

　　从1960年踏上播音岗位起，赵忠祥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荣誉。他是中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是第一个到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中国记者，是第一个获得全国最佳播音大奖的主持人……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忠祥告别了新闻播音岗位，转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主持人。

　　曹：那你第一次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出现，我记得是1983年，就是主持北京中学生的知识竞赛。

　　赵：81年，1981年。

　　曹：那我想，从一个播音员到主持人，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变化。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种革命，甚至说是一种颠覆。你觉得那天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屏幕上，跟你以往做播音员的时候，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赵：因为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呢，总爱把历史作为一种时间段的一个切割，或者把每一天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一种纪念日。我想当时我在接手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没想到，它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一个转折点，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只不过就它作一个节目而已，当然这个节目呢我参与的比较多，从出题啊，到最后这种题的这种类型的配比啊，到临场给这些学生的这种主持，又当一个考官啊。甚至颁奖也是我一个人上去的，那时候还不兴领导上台颁奖。

　　曹：一个人全包了。

　　赵：我就一个人全都包了，而且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后来弄的比较大了，也就引起一些非议，怎么他一个人那么突出啊。那我也并不知道，一个主持人会可以这么突出。

　　曹：中学生的一个知识竞赛。

　　赵：但是对我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有很大的一种感受，但我自己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头衔上，这种或者这种称谓上有什么变更。我只知道很奇怪的是在这个屏幕上，“赵忠祥”之前，我之前习惯于解说一部片子，“解说——赵忠祥”，或者说有的时候，“播音”什么什么。但是这次写，“主持人——赵忠祥”，我觉得很新鲜，不过如此而已。但进行完了以后，那批孩子真的给我的那种感受，就很羡慕他们这一代，有这么好的一个知识，有这么好的头脑，而且这么聪明，这么机智，这么认真，这么执着。因为我有一次，有一个题判错了，就影响了冠亚军的得分的情况了。到了什么程度呢，这个学校不干了，不干了。那么因此就到了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人民法院啊，各个地方就来告我们，说你这个不公平。造成了我们最后一场节目就不能如期播出了。因此我已经录制好了，你知道，这个竞赛就和足球场上的那个哨一样，就算是上帝之手用手球给你进了门了，那你也没辙，你也没法改了。所以我这个录像是没法改的，没法再重来一遍的，而这个千错万错，错只在我。这怎么弄呢这事，但那两天的推迟播出，把我们中央台，当时的电话线路都打爆了。观众们不乐意啊，到时候我们要看最后结尾，怎么没了。

　　曹：没了。

　　赵：你冠亚军决赛的时候没了，那还得了。后来，播出了以后呢，我也做了一个很诚恳的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呢，当然不是说在一个小点上，自己得一点知识。而是觉得自己的工作真是不能出一点差错，也对不起这些孩子。另外呢，我就讲在知识竞赛当中，人们对知识竞赛的这样一种执着。最后，深深地打动了我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解放军，就是战士们这种的知识竞赛，几大军区派代表的知识竞赛。我们往往作为一个穿便衣，不是军队的主持人呢，真的很难，万难体会验到军队的这种荣誉感，这种集体荣誉感。我今天给你说，你都很难想象，是怎么弄啊，就这几个军区啊，完全用现代化的侦破手段，来想办法得到这题。我们呢，就把我们密闭起来。我们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是你沾这个题就有泄题的（可能）。可是你这个泄题你可了不得啊，你这个泄题，你闹着玩啊，你影响人家一个军区的成绩啊。你知道战士们是怎么去训练的吗？这个时候训练都停止了，就这几个参赛的战士，千挑万选，这一个军区的精华。他们可能给他们这个辅导题，预备的练习题，给他们五万题甚至十万题，让他们全都背下来。他们比平常在演兵场上的操练要辛苦的多。怎么多，他们拿着一盆凉水搁在这个凳子上在背，当他们快晕的时候，就一头扎在这个凉水里，刺激了完他们以后，我们就想到了古人，什么洞壁啊悬梁啊刺股啊。你说这个事真的，就让我感到真的非常感动，而且他们在场上那种状况，就使你感到非常新奇。觉得这一代战士，不是只是在200米摸爬滚打，他们是在用这种文化知识，在充实他们自己；用智力来充实自己的现代化军事知识。给我的感觉，当北京军区两次都夺魁了，据说他们都荣立集体一等功啊。知道吗，集体一等功是什么样，你就是在战场上，有时候断了胳膊断了腿，也未必给你一等功啊。因此我非常高兴，在那个阶段举行的这种军事竞赛的过程当中，差不多几个军区的首长，我都有幸能够拜会他们。当然人家也没说什么，说你一定要关照我们。人家解放军首长能说这话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深深的感到他们，真的都拜托我们不要给人家判错了，或者不要埋没人才。所以一个节目，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我觉得这是我们主持人一种特殊的经历，也是一种特殊的荣誉，主持人的一种骄傲。

　　曹：那1985年其实对你的事业，是一种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你离开了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新闻播音岗位。为什么呢？

　　赵：那时候呢，从新闻播音下来以后呢，也就是一个转岗。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了，现在就是栏目之间这种人员的流动，部门之间的流动，或者台际之间的这种流动。

　　曹：但当时好像也有很多的传言。

　　赵：总体来讲，我有点像被淘汰的那种感觉似的，心里不是很舒服。但是它激起了我的一种奋斗的，这样一种情结，或者说一种努力。我那时候真的，我觉得我要说，我平生最努力的一个阶段，要数那个阶段。因为它真的像一个丢了桨的船，漂浮在一个湖心。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要驶到一个岸上去。现在没有人来帮你。或者说没有人来教你也没有人来指点你，因为你已经工作了20多年，别人是不可能指点你的，而且你作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我那时候已经年过四旬了，也是别人不能来指点你怎么做人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在1985年的年初的时候，全国第一次评最佳播音员主持人，我是第一名。应该说我在工作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可以说我在转岗的时候，如果从我的内心来讲，也可以继续再干一个阶段。但是我今天来看，如果我继续只是作为一个读稿人，我未必今后还能够有更高的成就。因为那时候已经给我划上一个很圆满的句号了。甚至我还默默地庆幸自己能够从一个专职的读稿人员，转型到可以脱稿这样一个阶段。因为那个时候1985年左右，我想春节晚会的早期的我们的导演邓在军，我邓姐，老大姐也是心直口快的一个人，有一次文艺节目叫我去主持，但是她一定在我耳边，你说她可以不说这句话，她非要说这句话。她说：“兄弟啊，我这次为你奋斗了半天，才帮你争取到让你主持的。人家都不同意你主持啊，说你木啊，你就会念稿子，你怎么会主持呢？你可别给姐姐丢人啊。”我听了以后，我也不知她是鼓励我还是打击我。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丢人呢？我就去努力，你知道，你坐着去播音，去读稿子，和你站在台上做一个舞台上的这样一个走位，一个调度然后你背的死板的几句话，和你临场的一些即兴的发挥，真有点小小的隔行如隔山。所以我刚开始去做的时候应该说挺笨的。而且这个笨的这种阴影，我一直都没有甩掉，但是我可以怎么说，扬长避短，发挥我的一个比较庄重的，或者说比较严肃，或者说高雅，那么一种感觉，靠拢我不太会很火爆的在台上，很潇洒的去主持。我就觉得，几乎我记得前年的春节晚会，我背诵了一首非常拗口的骈文，就是现在人写的这种古文，什么《世纪之鼎》，多少土装在里面那个，那么一篇文字的时候，你知道我紧张到(什么程度)。我三天之内，我都没有敢看别的书啊，看别的文字。我天天早上背晚上背中午背，睡觉之前背醒了睁眼还在背。我就怕错了一个字，我老人家就砸在里头了，砸到台上，在这么一个庄严的时刻，就是我一个人大特写，我啪说到这以后我往下接那四个字是哪儿怎么接啊，它没有逻辑啊，转不过去啊。你也不能说我弄点水词就过去了这事。万一错就无路可走我就支在儿了。而且如果说我撂倒在那儿以后，我老人家怎么站起来你说，我已经六十啦。我要是二十多岁，说这小伙子还年轻还嫩，以后还给他机会。我六十我要是砸那儿，我这一口气就憋那儿了，怎么能缓呢？所以作为我内心来讲，主持任何一档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他们那么放松，那么有把握，那么口若悬河，那么会不出错。包括你在内我觉得。

　　曹：但是不管怎么说，在85年的时候你非常好的，完成了一个角色的转变，应该这样说吗？

　　赵：其实就是跟上了，跟上那个时代。你不跟上那个时代，你就下来了。

　　曹：按照现在话说与时俱进。

　　赵：与时俱进。你要不与时俱进，你就被淘汰了。

　　曹：其实在85年的时候，应该说对你来说也很艰难的。除了事业上的转岗之外，您最心爱的母亲也是在这一年辞别人世的。

　　赵：对，家母呢不幸是得了癌症。

　　曹：你母亲临终的时候，有没有跟你母亲见上一面？

　　赵：因为就是说，在临终的那一刹那是没有见，但是我应该说一直守着她的。那个时候呢她病危的时候，我们也在床前。但是她去世这个过程我们是有预感的。因为医生早就报了她病危，但是那个时候不会知道是哪一分钟。人的大限真是这样的，我们没法预测你是哪一分钟哪一秒钟与世长辞。正好那个时候我在台里，我正在台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此刻母亲会去世。所以当医院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心惊肉跳。医院要是在一个白天，而且你刚从医院回来没几步路，没有多少时间，他一个电话又追回来，那必然是出了什么大事了。那么当我接了电话的时候，我就，虽然有预感，而且已经知道这个真的是无法挽回的这样一种状况。但是在这个时候，那还是真的很茫然。我面对过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处理的得心应手，但是只是在那个时候，我真有点乱了方寸了。那么我妻子也在，我们就一块儿，那个时候交通并不是很方便1985年的时候，叫了辆出租然后赶到医院。当赶到医院的时候，实际母亲病床的，像轮椅似的可以推的，你是医生你知道的，已经推到电梯口了。我当时能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我也感到还很欣慰的是，她还很安祥。那个时候我妻子可以说是，失声痛哭，我欲哭无泪。当然没有放声痛哭。所以我在《岁月随想》中，我说欲哭无声。人家还批评我说，你这把一个成语写错了，太没文化了。

　　曹：那年您母亲去世以后，我从您的书中看到，在这个太平间昏暗的灯光下，您自个儿打开化妆盒，给你母亲化妆。

　　赵：是这样的。我愿意在她临走的时候，让街坊四邻看到她一个更好一点的容颜。医院一般在太平间也有给她去化妆的，那不是专业的化妆的，那是两个很粗鲁的汉子，抹点红就完了。那不行 我说你不要动，然后我去给她化妆，打了底色，用我的化妆盒我当时也带去了，去给她化。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最后的一次尽孝吧，然后就火化了。

　　曹：你在替母亲化妆的那个时刻，你心中最想对母亲说些什么？

　　赵：我其实心里头倒真的是很空的，没有什么更多的一种想法。人的思维就是一种默语，所以为什么语言是人和动物的一种区别呢，就是人不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是一种表述，是用语言来互相交流的。就是人在思维的时候，他是用语言来思维的。我去，不去；黑的还是白的；这棵树长的好，长的不好；no ，yes。都是用语言去思维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好像并不是用语言去思维，而是一种很朦胧的一种，就是我母亲真的很受苦了。而且你要知道，我跟很多我这个同时代的人谈起自己的老人家去世的时候，都有一分更多的遗憾。这种遗憾在于哪，就在于你说养了半天儿子，不要说什么大话，说我养儿子是为了国家做贡献，你不要说那么大，就我养儿防老吧，或者是一句很庸俗的话，作为儿子回报自己的父母的抚育之恩的时候，我们在条件能够允许的情况下，应该让老人家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让她开心，让她能够到她没有去过的地方，开开眼。那个时候我都有能力去做了，但是我的母亲不能够享受。所以今天想起来呢，有时候我就见到，我的儿子长那么大，我母亲临走的时候也很不放心，因为我儿子身体也不是很好。看她自己孙子身体不是很好，我想老人家还有一份牵挂。那么我儿子后来都留学回来，英国回来，长得高高大大的，也成家了，立了业了算是。我想如果这时候奶奶还活着，看着自己的孙子，孙子开着车，带着老人家去转一转，这该多好。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在母亲的墓前去扫墓的时候，往往的一份遗憾就是说，我们今天确实过上了比我母亲带我的那个年代不知道好多少的这样一种日子，但是我们老人家没有享受到。所以做儿女的应该说，真的，这种遗憾有的时候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出来的。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痛苦。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就是死者已经走了，死者长亡了，走了。那么生者还在，那么那个时候，我应该有一种默默地誓言，就是说我只要还有一息尚存，我就一定会去努力，去延续我母亲的生命。我们人类实际上就是一节一节的，就像珊瑚虫似的一节一节的。老的凋谢了，新的在生长，新的也会凋谢，再新的更在成长只要你一息尚存，你就要去努力，为我们的家人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