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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明星化一“讲”成名红与黑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2月16日18:42 沈阳日报

  关键词

  学者明星化

  用相声语言讲述历史,用奇异的观点面对观众,这就是今天站在电视讲坛上侃侃而谈被戏称为“学者明星”的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2006年电视和文化学者联手打造的
一个文化奇观:学者明星化。

  要是放在几年前,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本来潜心书斋做学问的阎崇年,整理的一套《正说清朝十二帝》在一年之内居然可以再版15次;易中天的一本《品三国》书稿竟能拍出500万元的天价;刘心武在20年后的今天借着在电视里解读《红楼梦》又红上一把;于丹将2500多年前的经典语录《论语》以现代人的智慧诠释后,创下中国出版史上个人单天12600册的签售记录……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频频发生在上过央视《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身上。他们一个不小心,就从“布衣学者”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明星”。面对这些大红大紫的学者,同时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人们在发问:他们到底是明星,还是学者?

  本报观点

  渴求学者“秀”多多

  专家学者的灵活讲述,加上悬念等电视手段的运用,真切地拉近了专家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也让明星学者收获了大量的名声和利益。虽然学者像明星一样在电视、平面等媒体频频露面,引来一些“做秀”的非议和责难,但社会需要书斋型的学者,更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过去束之高阁的一些“高谈阔论”走出了象牙之塔,让学者“做秀”大受追捧,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渴求表达。高雅的音乐能被大众所接受,通俗的学术也会被大众所欢迎。某一个学者明星也许只能热几年,但只要“诱惑”在,学者明星化的现象就不会绝迹。这种诱惑来自社会,来自大众,因为社会正在走向和谐,人人享受娱乐,人们的感受也在摆脱严肃而需求久违的轻松。

  正史为什么不能“哭说”?

  学者们站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娓娓动听说三国、批红楼引起了轰动,他们到底靠什么赢得观众的垂青?难道真是“文化”的力量?

  不难发现,专家们如果正儿八经在那儿讲述学术报告,很难吸引这么多听众的兴趣,他们是走了一条“戏说”与“正说”的中间路线而发红,关键是在讲法上的“娱乐性”。从节目形态看,学者明星更像是在表演,他们手舞足蹈,加上故事技巧、悬念设计,在“文化”马甲的包裹下征服了观众。

  站在讲坛上,学者们个个都是表演高手。纪连海讲袁崇焕时能够声泪俱下,讲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确实没有第二人能比。刘心武也是个会编故事的人,他做的节目就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故事性很强。身为厦门大学中文教授的易中天知识丰富,在他成功主讲的《品三国》中竟涉猎到了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城市文化学等近10个学术领域的知识,这在学者中实属罕见。像这种表演性的讲史,岂能不吸引人? 阎崇年在沈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剧“戏说”成风,既引发了人们对清史的关注,又对它的真实性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他在电视上讲清史受到关注,也正是这种“久旱逢甘霖”的结果。学者明星红火的原因是通过电视把讲学术当成一场“秀”,紧紧抓住妇孺皆知、观众感兴趣的历史人物展开话题,妙语连珠、思维敏捷,还不失学者风度。而且在说法上借鉴艺术表现手法,如易中天的抖包袱、纪连海的评书味、胡小伟的相声风格等颇受观众喜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不过在现代社会,如果仍旧把这句话当做惟一的标准来要求明星学者的话,已不太客观了。学者博学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迎合大众标准,当“流行歌曲”式的文化能激起读者的兴趣,正史为什么就不能“哭说”呢?

  解惑大众学术何必怕通俗

  《百家讲坛》是一座桥梁,这个桥梁使专家学者站在了大众面前,走近了百姓。但授业解惑能否大众化?在这点上人们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但也正是这种极现代化的调侃式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虽然取得很好的收视率,但他的学术观点却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当然,也有人认为有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

  中国自古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却在《百家讲坛》节目中另辟蹊径,提出了“半部《论语》修自身”的观点,并以自己对《论语》的心得真谛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她在讲述《论语》时,还使用了现代科技的表达方法使之古为今用,一路听下来让人在新奇之中欲罢不忍。

  再从阎崇年、纪连海、刘心武、易中天等几个主讲学者看,他们的“成名”过程也是在“学术通俗化”中为大众解惑:因为人们看多了清宫戏,想知道历史真相,所以阎崇年主讲的“正说清十二帝”便让观众有了解渴的感觉;一方面刘心武的讲述方式符合电视节目规律,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和红学界的争议……在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的同时,学者们已完全可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讲解历史,并将之广泛传播给受众,学者们的通俗学说已被大众所接受。正如有专家指出: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

  学者“畅销”何妨包装?

  学者通过电视媒介的传播,让沉寂的历史和自己都变得“畅销”起来。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者明星化的潮流中,学者成名有了捷径,造就一个明星学者也变得轻而易举。这其中,到底是电视捧红了学者明星,还是学者提升了电视的收视率?今天,一个学术传播的过程,也能是商业性经营的过程,一个传道授业的过程,也可与包装炒作密不可分。请看炒红“学者明星”的这几个程序:《百家讲坛》为了从严肃变为轻松,首先做的是“全国选秀”,在各地寻找合适的人选,最后将遴选出的既有特点又有深厚知识基础的教授请到北京进行试讲;然后就是“引发争议”,对这些学者进行包装,让他们以与众不同的讲述方式、生动的内容,与传统学术、学说有所区别,来引发专家的不满和争论甚至是“讨伐”。当这种争论被媒体所关注迅速蔓延后,一位学者明星便产生了;第三“网络恶搞”:在网上建立各种论坛、贴吧,将学者的讲座放在网上播放,与反对者们进行辩论甚至对骂、恶搞,网络的疯狂传播让主讲人产生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达到学者明星人气的不断飙升;第四“出书获利”,当学者明星为世人所大大关注后,为之推出的书籍、音像制品等都能获得丰厚的利益。最终,优秀的学者让沉寂的历史变为“畅销”,电视节目对大众的需求找到了一个爽快的切入点,无论对谁都是双赢。本报记者陈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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