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喜爱赵本山的全国观众来说，今年春节除了看他的小品，又多了一个选择：由他主演、张扬导演的新片《落叶归根》将于下月跻身贺岁档。片中，他将与宋丹丹、郭德纲(blog)等新朋旧友一起，演绎一出黑色幽默的公路喜剧片。该片昨日在广州小范围点映，笑声一片。赵本山是大忙人，日程表早已排至明年。12月31日，他将以评委身份出席深圳卫视直播的“绝对笑星--中国笑星模仿秀”；明年他又会带着东北二人转造访美国。不过，大家关注的仍是：今年春晚，他会否再亮绝活？接受本报专访时，赵本山表示：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
情况，今年还是得参加。
需要说明的是，赵本山本人执意用笔来回答本报的这份会客室问卷。通过这份答卷可以感受到老赵的斟词酌句与认真，尤其是在谈及二人转及其艺术理念时，他悉数讲出了一位民间艺术家多年来的探索与思考。这或许是这位喜剧大师第一次如此全面地将自己的艺术底细向大众摊牌??尽管这个赵本山与我们平日所见的舞台上的他不太一样，但更能说明，为什么是这张平凡的嬉笑的面孔十数年如一日地受到大众喜欢。
谈《落叶归根》：“苦中作乐”比恶搞洒狗血更震撼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听说接《落叶归根》这部戏，你考虑了近半年时间，为什么？
赵本山(以下简称“赵”)：作为一名演员首先要对观众负责，如果演绎一个角色自己还没有想好他是不是能够立得起来，立得住，那肯定需要仔细地思考。考虑的时间长，是因为我太认真，我对艺术要求很严格，或者说太高。只有琢磨成熟之后才能下决定。决定出演恰恰是因为我把各方面的因素都想得比较成熟了，感觉如果接下来，认真做，能够对得起自己和喜爱自己的观众。
南都：作为喜剧演员，在电影中不能像小品那样时刻抖包袱，内心戏更多，更为收敛。表演方面如何另有突破？
赵：实际上这里存在一个理解的误差，小品的表演，内心戏一样很丰富，如果小品表演只是走表面的东西，而不走心，缺乏人物的性格、个性，一样不会让观众喜欢。说到收敛，那是一些肢体语言上和台词运用方法上的不同。所以，我相信一点，只要走心，诠释的人物内心世界丰满了，就一定会真实、好看。电影的时间长度和空间容量都要比小品大，所以在表演上有更多细节上的东西可以表现得更舒展，最重要的是电影的镜头语言，演员要在镜头前把自己想要表达的通过由内而外、更细致地表达展示出来。
南都：上次我去昆明探班，你当时说小品比电影更难？
赵：我说的“小品比电影更难”指的是我个人表演上的难度，并不是说电影艺术比小品更容易。因为小品在创作表演上要求极其精练，像你前面说的，它需要密集的“包袱”，有一个使得不好，很可能就影响整个作品的效果，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它是“现场的艺术”。电影如果这条不好或者不理想，可以再来一条，假如小品哪个点失误，那就只有在现场留下遗憾。在云贵高原拍电影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很“抗造”的人，身体素质比较超常，体力消耗还算不上最大挑战。呵呵。
南都：“千里背尸还乡”这件事有各种议论，作为扮演者，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个民工的心态？
赵：的确，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农民工的行为很荒唐、愚昧，但我从他身上，看到了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丢失了的淳朴、单纯和善良，这种很纯粹的感情恰恰是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东西，这个人很简单。我属于被他的行为所感动的人里的一个。
南都：背尸这个事件本身让人觉得酸楚，但你是以喜剧风格见长的艺术家，这部电影到底该算悲剧还是喜剧？中国人对死亡充满敬畏和恐惧，在表演时的喜剧风格会跟老百姓的心理有冲突吗？
赵：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喜剧，不能简单地从让人感到酸楚、悲凉之类的感觉上去划分。喜剧其实是一个心理过程，比如这个故事，农民工老赵为实现自己的一句承诺，历尽艰辛把工友的尸体背回了他的老家，最后火化了。他完成了自己内心的需求，他良心平安了，你说这对他是悲是喜？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定义成喜剧。而实际上那种个人行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较量是悲喜交加的，这个力量要比单纯的玩闹、恶搞、耍活宝、洒狗血大得多，对人的刺激、震撼更强烈。“苦中作乐”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你所说的“中国人对死亡充满敬畏和恐惧”在这部作品里也正是矛盾的焦点，成为了一种反差，这个喜剧效果就是实现在这种反差之上的，所以这个冲突和老百姓心理的冲突抵消了，“负负得正”嘛。
谈春节晚会：没特殊情况这次还得上
南都：每年大家都关心你是否参加春晚，今年呢？参加春晚对你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了一种负担？
赵：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还是得参加春晚。的确如你所说，这个事情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如果作品让我自己都不满意，我宁愿选择退出。我想这样做要比拿着不好的作品去糊弄观众强得多。演不好的、让观众不满意的作品，才是让我感觉最痛苦的事。
南都：2003年你就表示每年参加春晚很疲倦，10年没好好陪家人过年。是来自对春晚小品年复一年的疲倦，还是与你自己的艺术理念发生变化、或者年龄等因素有关？
赵：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疲倦，你说的因素都有，很复杂。
南都：如果春晚没有审查制度，你是否更乐意上春晚？假如没有审查，该如何保证小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双赢？
赵：无论有没有审查制度，我乐意上春晚的原则都是作品好看，让观众高兴。我不是为审查创作作品的，我只为观众负责。首先，咱们得说你设计的“假如”暂时是不太可能的。如果真的实现了，我想你问的应该是娱乐性和艺术性的双赢吧？因为艺术性本身就包含思想性在里面。就像刚才说的，我一切都是在为观众考虑，这种对娱乐性和艺术性的要求，观众本身就有，我也在创作表演过程中一直在遵循着这个原则，否则，我不一定能走到今天。
南都：作为亲历多年春晚的艺术家，你觉得春晚最重要的该从哪些方面改革？
赵：还是求新，突破固有的模式、样式，放开思想，对时代要求和整体大娱乐做有效整合。
南都：近年春晚开始力保南方的语言类节目，像是在寻找语言类节目的突破口。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赵：起码说明春晚有一种积极的、渴望改变的态度。南方的节目想要受到东北群众的欢迎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普通话是以北方语系为基础的，北方小品的一个优势就是语言上的共同性。南方小品如果用方言来表演北方观众看不懂，不好理解，而改说普通话又丢掉了它原来的味道，也就是我说的脱离了地气，这是个矛盾。要摆脱地域性的限制，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南都：2004央视举办首届小品大赛颁奖晚会时，你曾因为自己学生演出被紧急叫停表示了不满。现在看，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行为仍需要很大勇气。当时为什么会直接在台上表示不满？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赵：我只是很坦诚地表达了当时的情绪和自己的立场。我想，对我个人而言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因为那就是最真实的自我。我做人的原则和追求就是一个“真”字。
南都：宋丹丹曾说您以前的表演太多个人习惯，现在则更为收，更深了。您自己觉得呢？
赵：的确像丹丹说的那样，我越来越喜欢那种内心的、深层次的创作，这种创作让我和对手演员都很过瘾，观众看着也更好看、更舒畅。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能够认清自己的缺点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我经常和身边的朋友说“要承受得住辉煌的打击”，这句话的根本就是要认清自己，有了荣誉、渐渐被大家认可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容易就会膨胀。实事求是地说，我也膨胀过，但好在我一直还算比较冷静，面对问题我有一个瞬间的反应和思维，让我能够做出一个的判断，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自己。
谈语言艺术：二人转将会取代小品？
南都：能否说，相声的没落成就了你，你又成就了小品？
赵：不能说什么成就了什么，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有一种代表性的艺术种类、艺术形式，你不能说哪个艺术形式没落了就会成就另外一种艺术形式。其实，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它的根都在土地里，都是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包括中国的京剧、国外的歌剧、莎士比亚的话剧作品最早也是在民间的。所有的成功或者你说的成就，都依靠的是它和土地的关系，一旦离开了土地，失去了地气，它自然就会衰败。
南都：你说现在的小品创作、表演都太难了，主要原因是什么？
赵：这个原因很复杂，从表面上看应该是现在观众的快乐沸点越来越高了，不是一个简单的包袱就能让观众沸腾，而从本质上说，还是创作上的问题。语言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有一个好点子、好梁子，有了好的结构，一切都会自然地产生。小品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创作者们像挖一个煤矿，殚精竭虑，费劲苦心，快把这块的资源挖空了，或许大家再往旁边走一走，或者继续做一些勘探性的工作可能会发现下一个坑口，也许那里的蕴藏更丰富。
南都：春晚小品的表演中，你会有即兴发挥吗？
赵：我不清楚别人的小品是怎样的表演状态，我的小品肯定是有大量的即兴发挥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在舞台上的表演，包括春晚和其他任何的地方，基本没有重复过，一次表演一个样儿，每次都有新东西产生。
南都：为什么您觉得将来可能会是二人转取代小品？二人转已经生存300多年，但是没有您的力挺，现在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形？
赵：二人转的那种鲜活、那种从内向外散发的泥土的芬芳，是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无论是相声、小品还是别的节目形式，大多还是停留在舞台表演上，永远都存在“第四堵墙”。即使是与观众交流也透露着一种故意，不真实，究其根源就是表演者没有和观众在心理上站到一起，没有真正捋清表演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而二人转将“第四堵墙”彻底撞碎了，那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沟通、融合是特别平等的。如果没有我的力挺二人转有可能还会走一些弯路，没有“绿色二人转”这个支点，二人转虽然还会生存在民间，但难免会集中和放大它的糟粕，这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我最早就是一个二人转民间艺人，我对二人转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不想看到它不好。
南都：“刘老根大舞台”在全国的演出很火爆，被认为是为二人转找到了一条出路。能否谈谈包括经营方面的心得？
赵：目前的二人转，尤其是在我的提倡下，正在大力发扬的“绿色二人转”一直坚持的是它的艺术样式，那种灵活的跳进跳出，那种自然、坦城、真实地与观众交流，那种为观众着想，需要什么给什么的演出状态。当然在表演中，我让学生们摈弃了传统老段子和走江湖草台班子的“粉活儿”、“脏口”，做了很大程度的净化。我们现在的演出已经不是那种夹着铺盖卷走田间到地头，只有几个人一把大弦的简陋样式了，首先在乐队上就加入了大量的电子手段，演员的表演也是与时俱进，比如“说口”，就融入了大量的网络元素。我们会继续求新，去年春节期间，我带家人到美国旅游，在那里看演出给我的启发很大，那种现代工业创作出来的舞台效果让我很震撼，我想我最近两年对剧场效果的强化，就要奔着这个目标走。
谈幸福人生：最得意的作品是一对儿女
南都：回顾这些年，最得意的是什么时候？
赵：应该是1997年的春节，我得知我的一对儿女降生了，他们的到来给我带来的喜悦绝对可以说是巨大的。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些年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我都告诉他们是牛牛和妞妞(两个孩子的小名)。孩子的到来对一个家庭而言可以说是意义重大，他们给我和媳妇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我外面的事情很多，很少有时间陪伴家人，可是不管有多忙、多累，一看到爱人和他们俩，我所有的烦恼都飞到九霄云外了，那是相当的开心啊。
南都：有过失意的时候吗？
赵：我是个一直以来都很快乐的人，始终主张“生产快乐，要快乐生产”，你本身不快乐怎么给别人制造快乐？所以，可以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努力保持着一种快乐的情绪。要说失意，这种感受可能谁都有过，但我基本不会让这种心态蔓延从而控制了自己，我会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心理状态。但如果愣要说失意，应该是2005年淡出辽足那会儿，那是个参与的过程，就是我对足球经济学的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我试图找出辽足经济软肋的病源并力图给予解决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在追踪辽足经济症结时，最终承认个人能力局限性的过程。另外，也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吧，我的主业是文艺，我的确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那样一个很复杂的、和主业没有太大关联的事务当中去，所以只好选择淡出。
本报记者 徐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