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 本报记者任峰涛摄

　　口述人：李连杰( blog)

　　身份：电影演员

　　我一直说我的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武术，我用了10年认认真真去练；第二个是电影，我已经从事20多年了；如今是第三个阶段，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的重心，电影只是我的业余爱好。

　　我是印尼大海啸的幸存者。那一天，我和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海啸来临的30秒，海水完全淹没了小岛，淹到了我的耳根，当时，我感到了绝望……所有人都显得很紧张，所有的救生衣都给儿童和妇女套上，给不会游泳的人套上。通讯全部断了，水电也没了。当大难来临，金钱、名利，完全没有意义，在那一刻，生命是完全平等的。

　　最终，我躲过一劫。但是，如果水再高一尺，我就死了。

　　2005年1月2日我出发到香港的那个晚上，太太说，你拿100万元去捐吧，50万元是捐给海啸的，50万元想办法去成立你的基金。

　　其实，从1997年开始，我就在探讨我的人生之路，熟悉我的人都能看到我的改变。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很多事情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比如票房、收视率等，你有这个数据，你就能在这个市场上生存。

　　拍完了《霍元甲》(blog)，我就投入“壹基金”计划。我完全把自己放下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需要有人把它调动起来。“壹基金”启动的那天，很多导演和演员都给予了支持，感激和感动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欣慰的是我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平台，带动了大家，让很多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壹基金”是我们正在搭建的一个平台，用最简单的办法让人们知道只要每个月拿出一元钱，就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壹基金的理念是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每人每月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而且我们关注的主题是心灵层面，这本身就有互动性。我希望能建立这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平台，而且是从民间发起的，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公民的责任感，做善事本来就是一种心理的互动。

　　我希望“壹基金”是从中国做起，将来变成全球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责任，让它可以跨越各国红十字会之间的界限，让更多的人参与“壹基金”。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贫困、医疗这些基本的问题，就连美国的政治家在选举的时候都要以增收富人的税、增加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投入的承诺来为自己做宣传。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彻底改变，只能做多少是多少。

　　可能别人说的改变和我心目中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我是尽心尽力希望创造一个更清晰、透明、公正的平台，让大家去做。很多次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平台的建立不是为我一个，我有能力养活自己与家人，我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将来要是李连杰死了，依然会有人因为它本身存在的价值而把它继续下去。

　　慈善现在就是我的热情所在，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起床、吃饭、洗澡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它已然是我跟别人谈话的核心。

　　2008年，我推掉了所有的影片拍摄，专门宣传壹基金。四川地震发生后，我和壹基金的团队第一时间赶去了灾区。这次和企业的合作特别迅速。阿里巴巴网上通知所有的小商家，说我要什么货物，马上就组织起来运到上海，我们收到后，当即就运到灾区第一线。正是因为壹基金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所以在关键时刻马上就显示出它的功能。

　　这次壹基金在赈灾中主要是协助政府做一些盲点工作。很多救灾物资到乡镇一级的时候，因为交通部分中断，很难把物资分配到村，因为四川那些村都是这儿几十户，那儿一百来户，都在山里，非常分散。我们立即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组织了当地的一些旅游公司，他们是搞越野旅游的，对当地的线路、地形以及村落的分布都很熟悉。我们的义工将物资背去交给当地的书记和村长。

　　就这样，我们送进去大概三万件物资，很多是人力背进去的。有很多没有被报道出来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义工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非常勇敢坚强。5天后我们下来，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女士又带来很多义工顶了上去。

　　每个人都可以迈出“一”的脚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微不足道的“一”，开始一场爱的“传染病”。没错，这就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教授给我们的说法：壹基金开始的是一场爱的“传染病”。

　　本报记者 唐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