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为大家去触碰底线在哪 央视一哥不好当
白岩松自称“摇滚中年”（CFP供图）
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白岩松说自己是属于北京的，他说自己是非主流，他说自己是个有理想的人，一直抱着要改变的态度。他说，这是他的宿命。
2009年12月，北京还没有遇到寒流。央视附近的一条胡同中的某楼房。下午五时三十分，白岩松迅速安置好来访者，坐下来开聊，没有寒暄，他脸色看起来蜡黄，但精神不错。时间很紧，晚上九点半的《新闻1+1》还等着他直播。
这是一幢老房子的第三层，《新闻1+1》和《新闻周刊》都在这里办公，但是没有白岩松的办公桌，在央视十几年，除了当制片人那两年，他一直拒绝有自己的办公桌，即使有也几乎不在那坐着，他习惯在各个办公室来回转，靠在桌子边谈工作。
“十年前我没有一根白头发，十年后到处是白头发”，他在感叹自己的老，他说现在自己是个“摇滚中年”。在2010年央视主持人挂历中，他取代朱军位列一月。这份被视为央视主持人地位“风向标”的挂历一经面世，白岩松的央视“一哥”身份也被解读为一锤定音。于是他红了，去耶鲁大学演讲《我的故事及背后的中国梦》，不缺席任何一个央视对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新闻1+1》一炮打响……
关于央视改革
“我想像中更好的改革在未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央视(2009年)大刀阔斧改版，作为其中的一员，你觉得央视试图成为什么？
白岩松(以下简称白)：我心目中的央视过去曾经有过，也就是在《东方时空》开创的1993年到上世纪末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也是一小部分有过，也就是新闻这个领域。那个时候央视走到哪都是被尊敬的，我身在其中的是有使命感和成就感，我觉得那时最靠近新闻的本质。这次的改革引起了大家高度关注，但是我觉得在我想像中的更好的改革在未来，没在已经发生的事实当中，我只能说到这里。
记：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白：我觉得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回到靠近新闻本质的东西去，包括新闻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力量，要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量。
记：2007年你就说这样一个改革要到来了。
白：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要有一个大势的判断。中国现在对内需要稳定对外需要形象，自身的进步必须逼迫你软实力增高，这种软实力天然地抱有对普泛价值的尊重。因为你是世界的一员，自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
我们去美国去看新闻博物馆，在博物馆里头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东西，它是2001年9月12日那天各个国家报纸的头版，所有的头版都是9·11，只有我们的是领导的接见。当你站在这个展板面前时，你立即会产生一个瞬间感觉，中国必须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
记：央视改版对地方媒体及全国新闻环境会有什么影响？
白：我希望中央台能带个好头，但如果仅仅有表象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应该是深挖一口井，放开一片。深挖新闻这口井，放开所有其他的领域。你说我们需要娱乐背负那么多东西吗，我甚至说娱乐下放底线，让大家真的开心。
记：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白：我有时候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我周围年轻一点的同事也明白，他们说白哥在替我们往前“趟”。我觉得不仅是在替他们趟，可能决策者也在看，他能趟到怎样的，我们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再不断地拓宽边界，我有这个责任。我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艰难。
当初我仅仅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上上下下都在说我好，但当我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眼睛就会变化，尤其包括曾经很喜欢我的决策者，他们会觉得我的话很冲啊。我面对的环境改变了，但是我怎么能选择？成为先驱还是先烈都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别人脑子一热想让你成为烈士你也就成为烈士了。
关于自己的性格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非主流的”
记：你的性格是什么？
白：我不喜欢一成不变。我来自草原，又是蒙古族，生活在北京，这一系列东西加在一起才是我，这一切也决定了我一定会喜欢摇滚乐。我人生中买的第二张CD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对杰克逊有太多记忆。
记：现在还与摇滚圈走得很近？
白：会。每周五我都会跟常宽、欧阳这些玩摇滚的踢球，我曾在自己主持的《新闻周刊》片尾播放摇滚歌曲《安阳》，我觉得我们摇滚圈是非常干净的一群人，摇滚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不一定和你是干什么的有关系。我总能从很多人身上看到摇滚属性，比如说，我有时能看到前总理朱镕基身上的某种摇滚属性，不仅仅是摇滚圈里有一种摇滚精神。
记：你理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
白：摇滚人是一群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觉得世界应该更好，更干净，不平等的东西应该更少，要真诚地表达。我觉得在这样的时代需要一点摇滚精神，歌功颂德的东西太多了，到处阳光灿烂，会让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蛮好了，结果丧失了改变的冲动，失去了对这个国家最清醒的判断，那这个国家糟糕的时候真的要开始了。
记：从摇滚青年到中央台主持人，二者是否有相互抵触之处？
白：谁说主流是一成不变的，谁说摇滚一定是非主流？它俩有交融和相互改变的空间。原来的主流唱“大江东去”这样的东西，现在大家听它的时候很新鲜，觉得非主流，真正的非主流反而已经很主流了。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非主流的。不管是说我是央视一哥，还是我在做重大新闻，起码我抱着要改变，要有我坚持的东西。有很多的词汇，我做新闻十几年从来没说过，有很多很厌倦的东西我不愿去表达，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悄悄地对主流的改变吗？
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中央台这个地方拉一条狗进来，播上一个月也就成了中国名狗；背靠着大树，你自己就成为大树。
关于2010年
“这个年龄该主动地适当地去挨骂”
记：2009年你挺活跃的，获得了挺多民间奖项，也接受了很多的采访。
白：我觉得是大家对我的期许很多。我去《时尚先生》领奖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我不太适合那个场合，走红地毯我都不知道往哪看。去领“时代骑士”，如果说骑士的话我只想到两个人，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他们都在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聪明人太多了，全在做明知可为的事情，我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记：对2010年有什么期待？
白：我觉得2010年依然会是公民之年的博弈之年。去年就可以称之为公民之年啊。邓玉娇，开胸验肺，太多了。所以我在2009年写了篇叫《国与人》的回顾文章，2009年原本应该是一个属于国家的年份，新中国成立60年嘛，按常理，国的概念会覆盖一切，但当今人依然被放大，而且可以称之为公民正在成长的一年。
记：公民应该是什么样？
白：公民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你既要捍卫自己，也有责任去维护别人。只有在公民成熟的那一天，中国才真的能成为大国。所以我觉得2010年依然会是公民行进的年份。还会有很多类似于邓玉娇啊，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媒体会更加旗帜鲜明，腰杆会挺得更直，公民权利会更好地被捍卫。
记：反观你自己呢？
白：我曾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说你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你没有权利去责怪别人。(因为这个事情被骂成卖国贼)但是它太有价值了，没说的话我会愧对自己的良心。有无数的人看到这种情绪当中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不出来说话？自保嘛。我觉得我到了这个年龄，该主动地适当地去挨骂，如果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话。
我经常挨骂。关于仇富，现在的富人都是由于不法的制度富起来的，所以大家恨他的话我们该恨的也不是那些人，而是导致这些人富起来的制度。然后网上一堆骂我的。你没觉得其实我说的是更尖锐的话吗？鲁豫问我被极端表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说民族脊梁啊；然后呢，我说第二天突然看到有人骂我汉奸，太正常了。很多人骂我，我早就适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