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谈成方圆：也许爱情不在 记忆珍藏在心间
王刚
知名主持人、演员王刚新近推出的《我本顽痴》是王刚60余年来唯一的个人自传。王刚在书中说幸福、谈辛酸、论成败、看人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描述了自己的种种故事，包括与“铁三角”张国立、张铁林的合作关系，与成方圆的感情纠葛等。
我们仨——张国立、张铁林、王刚
我们仨，自然是指张国立、张铁林、王刚三个人的组合。
三个人中，我年龄最大，比张国立大七岁，比张铁林大九岁。
私底下怎么称呼？我称呼他们是国立、铁林，有时候起点腻就“立立”，但一直就是铁林。国立跟铁林跟我，有时候是“老哥”“哥哥”，有时候无厘头，来一声“刚刚”“小刚子”，我也怡然受之。嘿，也就在这时候敢玩点“老扮嫩”。总之，关系已经随便到说什么都无所谓的程度了。当然，也不是一点尺度没有，当着外人面，包括记者采访时，他们往往就称我为王老师、王刚老师，假惺惺的，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呢，在这种场合下还一如既往地“国立”“铁林”叫着。
三个人性格迥异。一般而言，不同的人，能在一个戏里面，而且由一个戏以后，又在好几部戏里面，能够非常快乐地合作这么长时间的，几乎很少。一般都难免犯这样一个毛病，谁主谁次、谁多谁少，争个不休。但我们没有，从来也没有这么去想过。
人家问我们类似问题的时候，分头采访，大家确实异口同声：怎么说呢？都这么大年纪了……
这里面的含义是很深的。第一什么东西都看得比较透了，名也好、利也好，大家看得相对也比较淡了，尤其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多两场戏，他多几句词？
彼此工作分配、协调上不是没有考量，但都是从实际出发。比如《五月槐花香》这样一个片子，佟奉全应该是第一号男主演，是个显得比较老实、厚道的人，也不能说没做过昧良心的事，但传统来讲这是一个正面人物。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张国立合适，那戏份当然也是最重的了。范五爷这个人物，前清遗少，后来落魄了，也在古玩行里混，还在“同文馆”待过，会几句英文，赶巧拉一个洋人顾客，当掮客。邹静之说王先生你演合适。剩下的蓝一贵，有点奸商的意思，是个反面角色。
在上海宣传《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二部时，抽空又商量这部戏。我说咱们还是这样，佟奉全由国立演，范五爷还是铁林演，我就演那个蓝一贵。因为如果我演范五爷，铁林来演蓝一贵，我们俩得“演”。从观众审美习惯来讲，让观众去分配这三个人物，恐怕也是这样分配，我们不要扭着这个劲。
我记得张国立将近三百场戏，张铁林一百八九十场戏，我演的蓝一贵八十九场戏，这个比例就是三二一的比例。这样安排以后，我们很轻松，各自都非常圆满地塑造了自己的角色。
这里面牵扯到的一个是“名”，这个名跟你露脸的数量往往成正比，还牵扯到“利”，片酬是按集来结的。但是要想让观众喜欢各自的人物，看出这个戏的好来，提高整个剧的收视率和美誉度，最好各得其所。否则于全局不利，于自己也不好——费力不讨好！
这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之间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戏剧关系的映射，所以才显得有趣。像卡通片里的猫捉老鼠。两个人互相不停地捉又捉不到，互相在那里斗，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个过程当中就充满着智慧。我跟国立的戏，当中有些笑料，类似相声的情节，总之直接交锋多一些的时候，我就跟导演讲，不要把镜头切来切去，镜头的转换不如我们语言节奏的把握更准确，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最好我们两个人都在一个镜头里。
两个人演得特别“腻乎”，节奏的把握特别舒服，观众看着也特别过瘾。演戏演到一定境界，就可以不断自我“创新”，有感而发，即兴台词顺嘴就秃噜出来了，这种演员之间合作的默契是很难得的。过去和李保田演《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最后一出和珅在监狱里的戏，记得本子20分钟的长度，最后剪出了35分钟，当时就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在《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和国立、铁林三个人有一场戏，是纪晓岚安排乾隆扮店小二，且皇上大半拉脸蒙着布，和珅不知道那是皇上，因此纪晓岚趁着喝酒就把他的心里话全都套出来了。这段戏好多都是即兴的，导演都不知道在哪里“Cut”了。当这场戏可算停了，全场哈哈大笑。
我们演戏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有时都绷不住。现场工作人员是第一观众，他们能接受，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就更容易接受了。我们演戏默契，风格上很快能够互相融入。开始我跟国立的风格更容易沟通一些，更接近，铁林是后来慢慢融入我们的。跟我合作的男演员里面，不用对词上来就演的不多，张国立是其中一个。以至于每次进场，赶上今天是我和国立的戏，我就踏实了，知道很快就能收工回家。因为我们有一些经历是相似的，比如，他也曾跟曲艺门的人接触过，也试着说过相声。另外他是个很优秀的主持人，原来也在电台演播过小说。
张铁林就不一样了，俗话说：“热馒头——端着。”他很难放下身段来，所以他演皇上很合适。平时大家互相开玩笑难免挤兑人，多半是我跟国立来挤兑铁林。那一回湖南卫视把我们三个请去，节目是何炅和李湘主持的。记得李湘问：“三位老师在一起，你们两个演臣子，平时演皇上的张铁林一定是高高在上了？”
张铁林不听这话则已，一听，旧恨新仇全涌上心头：“什么呀？恰恰相反，他们俩老欺负我！”全场观众笑翻了天，没想到，三个老男人戏里如此好玩，戏外也是照样童心盎然。
有人问我：三人中是不是张铁林脾气最好？这一点不能简单论之，更不好光看表象。三个人都有脾气，我的脾气可能更突出一点。自从张国立负了点儿责以后(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制片人，后来还兼总导演)，我开玩笑说：“国立啊，我特别愿意你负起更多的责任来，这样我的脾气要发起来更自然了。我在这个剧组活得会洒脱一些，你就会哄着我。咱们仨人要都是演员，班儿对班儿的，这还就麻烦了。”
拍《纪晓岚》第4部的时候，在现场有一个执行导演，但是很多重场戏，张国立得亲历亲为，事无巨细，忙得团团转。预备——吆喝一声后，忙又归到我们堆里演戏。歇着的时候，我们这儿扯别的，他又忙着“公务”，好几个合同得签。我说：“哎哟，悠着点儿吧，你活得忒累了。”其实心里很是佩服。
铁林当过导演，现在他当院长。你不要以为他这个院长是空的，他是实实在在当了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
经常在一起搭戏，也不意味着平时一定要热热闹闹地总在一起。我们时聚时散，一有我们仨都参与的戏就聚在一起了，没有，就各忙各的。偶然有事就打个电话。我们住得相对远，不像很多影视界的人在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别墅群里面，经常凑一起，串串门儿啊，打打牌呀，我从来没有，我也不喜欢打牌。
国立的应酬一定和正事有关，比如，他说今天有个饭局，一定是跟拍戏的事有关。铁林的应酬，颇有点名士之风。“非典”期间，他专赴上海拜师学戏；再回京，一句满宫满调的西皮倒板，唱得我目瞪口呆。平素，他雅好收藏，专攻尺牍手札；他书法也颇有造诣，虽常接触的一些人，多非书画界主流，可他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 “闲扯”。总之，平素交游纯属个人兴致所至，几乎没有任何功利色彩，这是张铁林的特点。他与梨园行、书画界都颇有渊源。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中，扮演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照相者。
那时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所以当我的“绯闻时代”降临时，很多人的脑子还固化在这个时期。
大家对我的失望可想而知。
只能说：对不住，对不住善良的人们了。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 《音乐之声》 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5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有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在山海关某宾馆，把一个白天跟我斗酒的香港商人从被窝里拽起来：“起来接着喝！”搞得对方的下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踩的那个草坪就像踩云彩一样，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在湖边，还看见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在拍婚纱照。枫丹白露有很多孔雀，我在草坪上，在树丛里走。真是如诗如画的那种感觉，特美。新娘发出欢快的笑声，听起来也特别悠扬。
我真的是梦里、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真的是从死亡线上绕了一圈回来。
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
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当我在外面，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
能记住，尽管多数时间很徒劳。
能记住，那曾经的甜蜜，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缘”。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其实，我跟圆子都是很低调的人，不管当初结合也好，离了也好，都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一发生，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劈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如果允许我客观地发表一些意见的话，我想说，两个人好了在一起，不好了分开，这中间肯定有它的原因。并且，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跟圆子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然后又分开了，其中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大可不必理会八卦杂志上的“故事”。无论如何，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也许爱情不在，但是那种感情，那种对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记忆，还珍藏在我心间。
我是过来人，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所以对于主张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夫妻一出现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拦分手的小“人质”的年轻夫妇，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如果真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最重要的不是果决离婚，而是在结婚前就持审慎的态度，想好了再结。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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