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人物志徐静蕾：玩一次呗，我怕什么(组图)
采访、撰文/陈弋弋 摄影/夏祺
新浪娱乐讯 徐静蕾，70年代生人。刚出来演戏的时候被人称作“玉女”，但她给了自己另一个名字“老徐”。她们那批出道的女演员，演到现在，要不就是红得江山稳固，要不就是隐于众生。徐静蕾有点不同，戏仍然演着，但也不耽误当当导演、当当编剧、写写博客、拍拍广告、办办杂志，别有一番另辟的天地。有点像那个徐静蕾考电影学院的段子——老师让考生做形体展示，她不擅长跳舞，于是做了一节广播体操。结果也考上了。为什么非要跳舞呢？对啊，为什么非要演戏呢？
徐静蕾当导演，先结结实实拍了三部文艺到不行的电影，用她的话说，“因为我是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我认为电影不是大众娱乐的工具，是探讨人生终极问题的。”后来她做的事情杂起来，开始对电影的理解变得不同。再后来，从小带大她的奶奶去世，徐静蕾坐下来想了几天，只想通一件事“人生的终极痛苦是不能避免的，生离死别是不能避免的。”于是生念，要拍给人温暖的，有俗气大团圆结局的商业片。
只有体会过什么是冰冷的人，才那么真心拥护温暖。
徐静蕾拍《杜拉拉升职记》，票房大好，口碑一边倒地认为广告植入太过。她当时嘴硬，说“那是因为我人缘好”，如今回头看，她还是认的：“广告是有点多。”到这部《亲密敌人》，只有四个品牌植入，都是大牌，降低了投资风险又不难看。但还是有新的问题，徐静蕾头上顶着四个头衔：总监制、导演、编剧、主演。如果电影成了，当然大好，如果不成，也都得算她的。
不过这些都是外人的看法，徐静蕾自有一套“1、2、3、13”的思维体系像完整的小宇宙一样牢不可破，哄着她自己高兴。也许是做得实在不轻松，徐静蕾反而喜欢用“玩儿”来形容做电影。
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好玩儿。采访到最后，我例行问到黄立行，想问老徐为什么要两次都用这个并不太出名的男演员，当然，我没提他还是你的绯闻男友。话没说完，老徐就抢着答：“王家卫还老用梁朝伟呢，他是爱上梁朝伟了吗？”我只好摆手说：“我是想说他作为一个演员，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你觉得特别欣赏的？”她于是绕回来答这个。尴尬了几秒钟，又重新顺畅。我想，可能有太多人问她这个问题，她已经备好了反击的招数。
不管怎样，希望老徐这次，玩得愉快！
反思《杜拉拉》：“广告是有点多”
陈弋弋：《杜拉拉》票房上很成功，你又拍了一个同类型的《亲密敌人》，是因为对《杜拉拉》还有一些不满意？
徐静蕾：不满意是肯定是有的，《杜拉拉》是一个很甜的东西。我完全可以拍一个同样的题材，但你会觉得不像是一个人拍的——这我特别来劲。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这个：一个国外的朋友来看《杜拉拉》，他以前看过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然后他觉得很惊奇，说为什么风格完全不一样。当时我听了特别高兴。我不是那种一种题材一种风格就拍一辈子的人，那不符合我比较贪玩的性格。我就要拍一个同样是职场，但是跟《杜拉拉》完全不一样的电影，这个很好玩，也很有成就感。
陈弋弋：那《杜拉拉》有哪些地方是你自己不太满意的？
徐静蕾：在编剧上有一些。改编一个20万字的小说成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就是说一个半小时之内我得让杜拉拉不停升职，同时还得讲她的情感，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我想干点不一样的事情。拍这部电影，从我的角度来说，就特想拍一个特别酷的职场片，简洁利索，音乐很强，有比较hip-hop的感觉，整体风格硬朗。
陈弋弋：《杜拉拉》的植入广告之多是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你现在来想，多吗？
徐静蕾：《杜拉拉》的时候是没有控制住，当时是找别的公司来做这个东西，牵涉到很多协调、关系。我是觉得广告是有点多，但我当时不说，因为我在其中也承担着责任，是我没控制住。那这次就不会那个做法了，《亲密敌人》一共就四个植入广告，只要能帮我降低成本就够了。我完全可以再找十个广告。车、电脑、手机还有什么，但我想，就这四个吧。当然，我承认自己也有商业的一部分，但我并不贪得无厌。
贺岁档迎击两大片：“这样才有意思，我要那种平庸的胜利干嘛”
陈弋弋：为什么《亲密敌人》要贺岁档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档期有两个大片，避之不及。
徐静蕾：没错，有些院线明确跟我说了，你这个电影要是十一月初上，我给你40%的排片率。但我觉得，我要那种平庸的胜利有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片子不会完全的赔掉，无非就是不赔不赚。少赔一点点——就是最失败的结果了。所以，你说我要那种平庸的胜利干嘛呢？它激不起我对做一件事的激情。所以我说：我就不，你就给我排5%，我也就只在内地上映。因为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不管发行还是其他，都是我自己在做所有的决定。人可以冒一点风险，而且我不是非要成功。我历数以往，我从失败的教训当中得到很多好处。比如说我当初要是成功的考上美术学院了，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如果我当年没有失恋过，我也不会现在碰到更好的人。
陈弋弋：那就是说，你得到40%院线份额不及玩一次贺岁档有意思？
徐静蕾：恩，不及。玩一次呗，我怕什么？这样才有意思嘛。平庸回家平庸去，保险在家保险去。出来做点事，就要做点好玩的，稍微刺激点的，当然也别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我也受不了(笑)。
陈弋弋：所以在你们现在这个团队中就你说了算？
徐静蕾：基本上。当然我现在会经常被人说我刚愎自用。
陈弋弋：是吗？谁说啊？
徐静蕾：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现在也经常听别人的意见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坚决站在跟别人对立的立场上，我不会故意那样。我们这个团队还是比较成熟。但比如广告植入，我会决定我要哪个我不要哪个，可以的时候我会说：就这样啦，以后不要跟别人继续谈啦，够了。
陈弋弋：够了的标准是什么？
徐静蕾：是一个数字，别让我亏。到达这个百分比啦就够了。有本事挣票房去，没本事就算了。
自评控制欲：“生活中不负责，工作中只好负责”
陈弋弋：听说《亲密敌人》推出第一款预告片的时候，大家都在劝你出一个彩色的，但是你特别坚持，一定要出一个黑白的。这是为什么？
徐静蕾：其实很简单，当时我在泰国调颜色，有机会把我的电影调成黑白的、彩色的、褪色的，跟photoshop一样，特好玩。在大银幕上看，欧洲那景，黑白的特别好看。我想反正我也不敢把这个电影做成黑白的，那我就把预告片变成黑白的，起码这个我可以做主吧。没想反对规模之空前让我有点意外。这不就是放一个黑白预告片嘛，又不是说以后都不放彩色的了。我理解他们，他们是想要对我负责，我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负责，所以我敢做决定，敢说做黑白的。
陈弋弋：拍板的勇气你有。
徐静蕾：对，因为我是我，回想起来，我做过很多任性的决定，所以我成了我。如果都按别人的方式去做，那就不是我的电影。我今天我可以很骄傲说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自己的。
陈弋弋：如果一切都是你在做主。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导演、制片人应该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在你的电影里，就你说了算。你又是总监制又是导演又是编剧，还是主演。
徐静蕾：这实际上就是我并不商业的一个原因。如果我纯粹按挣钱的角度的来说，肯定会把些安排好的，谁来决定收入，谁要服从于谁……那就是一个纯理性的事情，是一个很公司的做法。但我拍电影，不是弄公司挣钱，所以不想弄成这样，当然我也不想赔钱，赔谁的都不行。我是可以找到一些东西来制约自己，就是职业经理人那一套。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没关系的。
陈弋弋：有没有人说你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
徐静蕾：我才不是呢！为什么呀？工作除了有权利我还有很多责任呢！这事失败成功全都在我这儿！出什么事我都不能找借口，出什么问题我都不能赖谁，有多少权利就有多少义务。生活中我什么都不承担，他们说咱们今天吃什么啊？我就不说，就不说吃什么，你们说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因为我不想承担饭馆好不好，菜香不香这个责任。所以这就算是我的一个平衡吧，生活中不负责，工作中只好负责。
陈弋弋：为什么愿意负这个责呢？
徐静蕾：因为拍电影这个事好玩，是我自己用手创造了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怎么样是由我来定的，那我只能负责任，就需要累死我，就得天天什么问题都问我，我活该累着。
老徐不怕输：“我就是北京八十中一女的，从小三里屯这一带混的”
陈弋弋：你的身份转换是很多元的，当年和你一起做演员的人很多还是演员，为什么你可以搭各种各样的台子，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儿？跟你的个性有多大的关系？
徐静蕾：我的个性本来就有点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不是太怕输。为什么我又敢做这个又敢做那个？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不成的压力。就说当导演这事儿，我相信很多人没当导演一是没有那个想法，二是会觉得：你看我已经那么有名了，但我要万一不成，多丢人现眼哪！我没有那种挫败感。我一直觉得，我从小就什么都不成，我今天成什么都是白得的。我从小学习也不是最好的，因为书法有点儿特长才上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然后考美术学院没考上。从小我就习惯在失败中混得挺好的，从小受的就是挫折教育。父母总跟我说你这个不成，那个不成，你还得努力……就这种句式。这种教育让我觉得，我失败不是很正常吗？工作从来不会给我什么挫败感，说实话。
陈弋弋：那什么会给你挫败感？
徐静蕾：我觉得情感会有挫败感。
陈弋弋：但是有很多人遇到这种成长经历就会变得特别没有自信，觉得挫败感特别痛苦，得不到认可。不管外表看不看得出来，内心都成了弱者。
徐静蕾：我觉得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我意外地成了一个挺有名的演员。这个意外是让我变成现在这样一个人的最大契机。比方说我原来的起点是1，我对人生是期待是——努力一下能到2，再努力能得到3。但是因为我忽然当了演员，特别幸运，我一下子得到了13！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有10可以输掉！你知道吗？实在不行我就回到我觉得很幸运的那个点，还有3呢！
陈弋弋：那当你得到13的时候，你的父母对你的期许不会水涨船高，变成20吗？
徐静蕾：不会。我上大学之后，我父母就停止了对我的这种挫折教育了。只会说，你要多读书。直到我30岁以后，我爸还这么跟我说。但最近也不太说了，最近变成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呀！
陈弋弋：打过你吗？
徐静蕾：打过，没少挨打。所以我承受能力非常强，真的。70后都我这样，因为我们的父母在文革那个年代成长，他们不太“正常”。
陈弋弋：这个，太同意了……
徐静蕾：我本来想我玩了命也就得到3，我现在13都有了，我还怕什么呀，再失败能失败成啥样？人的虚荣心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就全是虚幻的东西了。什么是实在的东西呢？就是咱今天想吃什么能吃上，工作的地儿有暖气有热水。你说开多好的车算有面子？我就觉得我不需要开好车，因为就算开一个五百万的车也不能给我加分，而且，用那种东西来证明自己的话，我还减分儿了呢！车就是代步工具，门别漏风很重要，防震不太重要。过了一个基础之上的东西，全是虚幻的。所以我真正幸运的地方在于我有这种观念！为什么到现在天天跟我玩儿的朋友还是我中学同学？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我永远知道我是谁，永远不觉得我是媒体上的那个徐静蕾。什么才女啊，文艺女青年啊，女导演啊……那些都不是，我就是北京八十中一女的，从小就在三里屯这一片混的。人最终追求什么？其实是你心里的自由吧！所以不能得到了幸运，反而把幸运变成累赘了。
陈弋弋：想象一下，现在你还能承受失败吗？
徐静蕾：可以承受呀，只要不是失败到零。
两用黄立行：“因为他不像娱乐圈人，像职场人”
陈弋弋：你两部片子男演员用的都是黄立行，他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好用的男演员，但是你连用他两次……
徐静蕾：那王家卫还老用梁朝伟呢，他是爱上梁朝伟了吗？
陈弋弋：可是我不是想说这个，我是想说他作为一个演员，有什么样的特质是你觉得特别欣赏的？
徐静蕾：最重要的原因，我拍的是职场电影，我不希望我电影里的角色全像娱乐圈的人。你没发现市面上有很多演员天天都在参加各种活动，参加各种时尚活动，什么事儿都有他，我就觉得黄立行特别像一个社会上的人，不像娱乐圈时尚圈的。这次找的李治廷、梁咏琪(微博)、黄立行三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大学都是学理工的。黄立行学的生物和经济，梁咏琪是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的，李治廷也是学理工科的。
陈弋弋：而且他们都有点西化的特质。
徐静蕾：对，也比较像我片子里的，你会觉得他们能像职场上的人，而不是天天在外边混社会的一个社会名人。出头露面多了，人容易被固化，保持一点自我生活空间，对演员很有价值。包括我自己，人家看我演戏，老说我演得不好。我真的不觉得我演得不好，而是因为我其他的身份太多了，观众在看戏的时候，开场以后老长一段时间，他们看的都是徐静蕾，不是那个角色。我以前写博客呀，当导演啊，办杂志啊，太深入人心了。所以我找黄立行演，以前《杜拉拉》还没有挖掘出他的表演潜质。
陈弋弋：你觉得他很有做演员的潜质？
徐静蕾：他当然有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些类型片他是可以演的。但是因为他本身还比较挑剔，也比较懒，所以接戏很少。
总结《失恋》票房大卖：“不是设计出来的，但也不是偶然”
陈弋弋：像《失恋三十三天》这个片子，在今年的电影中这算是很意外的一个票房成绩。在你看来，它的成功是一个偶然，还是精心去设计而得到的一个结果？
徐静蕾：我觉得不是设计出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偶然。上映之前我还跟人打赌呢，这片子肯定超过五千万，另外一个人说不可能，也就两三千万。结果，我赢了。但是它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大家都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所有片子都按着这个路子去做，那就太幼稚了。因为成功是很难复制的。就像我当年在新浪写博客，是因为我写博客写得特好吗？肯定不是！是因为我写得还可以，一看就看出来不是别人帮我写的，再加上新浪那时候大力的推博客，我又是写得比较早的，所以我成了。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是有天时地利很多方面的原因，电影也是这样，如果说从此就按着一条路去走了，就是一种低级的复制，没有任何意思。
陈弋弋：那从中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吗？
徐静蕾：我觉得他们宣传营销做得很早——这一点值得学习。他们各种宣传活动7个月前就开始了。通常电影无非提前两三个月就开始做宣传。但他们做得很彻底，7个月持续在做。这7个月他们带动了很多东西，包括真正看电影的人群的关注。其实，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宣传方式跟《将爱》是一样的，包括结尾的采访什么的。我看别人的东西肯定会想他们为什么成功，但是我肯定不会模仿。模仿有什么意思啊？咱就不能另辟一条蹊径啊？要学乔布斯，就不能做模仿者，而是要成为创新的人。乔布斯骂人你也骂人，乔布斯特别较劲你也较劲，那都是特别表面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事情的核心。人家用这个方法能成功，对不起您用这方法不行，您还学人家，结果还没学好，你说这多现。我宁可说我就这样，不行吗？没事儿，反正我就敢，因为这样才是我的路子。如果我是为了挣钱，我参加各种房地产活动，能挣很多钱，我在电影里费多大劲啊！有些人问我说拍商业片是不是为了挣钱，我就会回答说：您还真不知道什么叫挣钱。
(责编： y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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