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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专访剖析心路: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2)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20日03:46  新京报微博
高晓松 高晓松
  2009年,与妻子共赴音乐节。与年轻的、比自己小很多的珊珊结婚生女,曾是高晓松带来的一个话题。高晓松说,在看守所的时候“特想我老婆   2009年,与妻子共赴音乐节。与年轻的、比自己小很多的珊珊结婚生女,曾是高晓松带来的一个话题。高晓松说,在看守所的时候“特想我老婆"。图/CFP
  去年12月,从看守所出来后的高晓松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现身说法,给孩子们讲有关法律和自由的问题。图/CFP   去年12月,从看守所出来后的高晓松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现身说法,给孩子们讲有关法律和自由的问题。图/CFP
  高晓松承认出身名校、年少成名让自己很有优越感。“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他说。图/CFP   高晓松承认出身名校、年少成名让自己很有优越感。“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他说。图/CFP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新京报: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用水做沙漏。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新京报: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都有。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我半年后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新京报: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新京报:你哭了吗?

  高晓松: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我大概就哭了那么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我也特想我老婆。年轻人没什么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新京报: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么?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都是我们被抓进来。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新京报: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么吗?

  高晓松: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新京报: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他很了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么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么对付他们。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他犯的罪挺倒霉的。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我应该这么说: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么油水。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后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报: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后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新京报: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后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么样,我出去能适应吗?在里面,牙刷这么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勺子也这么短,是软的。我后来回到家拿一个这么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么刷啊。最后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新京报: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么就那么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么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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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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