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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人物志王全安:《白鹿原》不得不说的事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18日18:43  新浪娱乐微博

  采访、撰文/王玉年 摄影/郑福德

  新浪娱乐讯 几乎每一个参加《白鹿原》的演员,在柏林见到我都会说,“原来有两场戏很好看,但是现在被删掉了。”

  在柏林电影节的记者会现场,王全安话里有话,“即便《白鹿原》只有40%的力道,在柏林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

  坦率讲,《白鹿原》在柏林的处子秀没有获得媒体预测的轰动性成功。电影节场刊上,《白鹿原》的影评人综合打分是1.9,排位在所有竞赛片中据较后位置。尽管有不少媒体对于《白鹿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鼓励和肯定,但也有部分外国媒体认为电影过长,叙事不够完整。作为一部备受中国影迷期待的电影,《白鹿原》的登场有些跌跌撞撞。

  但毫无疑问,《白鹿原》值得中国观众去影院欣赏的电影,按照导演王全安的话说:希望《白鹿原》可以让我们找到根,承认自己,原谅自己。

  很多人诟病《白鹿原》为何戛然而止,许多线索没有得到充分的铺陈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白鹿原》在电影节官网和宣传册上最初显示的片长分别为188分钟和185分钟,而实际上映的版本片长只有160多分钟。在国内之前举行的一次非公开试映活动中,《白鹿原》片长为220分钟,而那次放映得到了文化圈名人的一致好评。

  据知情人士透露,《白鹿原》最初交送电影节审片的版本比现在放映的多了20分钟,主要的删减集中1938年之后的故事。其中成泰燊饰演的白孝文戏份删减最大,与这个人物有关的所有线索都出现了一个问题。而《白鹿原》主演张丰毅看完电影几乎彻夜未眠,他与刘威在电影放映之后,取消了全部的媒体采访。

  在柏林电影节闭幕的前一天,我在阿德隆饭店见到了王全安,他的嗓子有点沙哑,我也严重睡眠不足,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开始了。谈到电影创作,王全安滔滔不绝,轻易就可以感受到他饱满的创作热情。而谈到电影在制作完成后面临的种种客观问题,王全安却总是透露出些许无奈,说话的速度也放慢了很多,似乎害怕不小心触碰到什么。

  正如白鹿原子民多舛的命运一样,电影《白鹿原》从开拍到之后,注定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故事。从内蒙古海拉尔开机,到柏林电影节首映,按照导演王全安的话说,这比电影还要好玩儿。

   “站在柏林的舞台上,开始思索《白鹿原》”

  新浪娱乐:什么时候开始酝酿要拍《白鹿原》,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拍了?

  王全安:第一次是2004年底,西影厂找我拍《白鹿原》。我当时刚把《惊蛰》拍完,因为非典,德国的一笔钱没了,后期资金不够,西影厂给了我钱。然后西影厂就想要我拍《白鹿原》,

  预算3000万。但我当时不习惯改编别人的小说,拍摄宏大题材的电影。

  但我本身也爱写剧本、爱戏剧,在能力上不排斥创作。我也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电影,就答应了。然后芦苇弄剧本,弄了一年多,剧本没通过。后来我又自己弄,主要是为了向西影厂交差,写了大纲,后来发展成剧本了,16天写完。交了差我就打算撤了,结果厂里一看,觉得还挺有意思。当时我也没多想,因为不是冲着送审去的,是冲着拍摄去的,所以创作比较松驰,结果电影局看了看,提了点意见,通过了。

  新浪娱乐:当时已经是2006年了?

  王全安:对,结果西影厂没钱了,大家都想不到,西影厂怎么会没钱呢?那会儿西影厂刚卖了一块地,有一亿多资金,他们说没钱了,我很意外。当时我就把剧组解散了,后来改编的版权卖到北京一家公司去了。

  新浪娱乐:北京的公司找过你吗?

  王全安:跟我谈了,我听他那个路子不行。

  新浪娱乐:什么路子?

  王全安:他想按商业电影操作,但钱不够,然后一直在炒作。我觉得不是那个状态,像《白鹿原》这种作品,就像文物似的,没有把握你别碰。

  新浪娱乐:他们都怎么炒作呢?

  王全安:不停换导演,不停折腾。你记得那时候媒体上演车轮大战吗,先宣布一个导演,过几天再换一个,好像把所有能说的导演都说了,我估计他都没找人家。

  他们找我谈,我回绝了。接着就拍《图雅的婚事》、《纺织姑娘》、《团圆》。《团圆》2010年在柏林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当时在台上想的事情跟柏林电影节一点关系都没有。舞台灯特别亮,我当时心里面特别温暖。我的念头是:这下,我可以好好拍电影了。

  新浪娱乐:《图雅的婚事》拿的是金熊,你岂不更兴奋?

  王全安:没这个概念。

  新浪娱乐:为什么呢?

  王全安:当时我觉得,大环境还没到可以让人认真拍电影的地步。我们推崇的那种形态,其实是很有局限的。

  新浪娱乐:是观众的接受能力吗?

  王全安:观众就更不用说了,我是指创作。当时电影界里总是要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东西,这不是我想要的。《团圆》那时候,我感觉时机到了。最典型的例子,《团圆》这样一个海峡两岸的题材,柏林电影节的国际媒体没有一个问政治问题的,不是每次都审问我为什么拍这电影,你在中国怎么怎么着。

  当时有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忘了在看中国电影。他问我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说太棒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当我带着《团圆》在台上领奖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一旦打开了,里面的东西特别绚烂,有太多可拍的东西了,好像打开了一柜子珠宝。回来就三月份,我找了电影局谈话,之前那个剧本过审的时间过期了,要重新申请。我大概和领导介绍了一下我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这是个好片子,9月份我们都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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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sa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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