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大院子弟

　　面对中日、中美等关系，今天很多大院子弟骨子里还是主战派。源于青春期的迷狂，他们是铁腕人物、极权政治、铁拳军队的崇拜者。这一精神发挥在商业领域，就是弱肉强食野蛮生存的丛林法则。 陈红能够从女演员身份向女制片人成功转型，看起来纤弱的女子成为女强人，恐怕也与她在部队大院成长的经历不无关系。

　　缺乏自省意识

　　在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导演千回百转地采访了比王朔他们大一轮的另一拨大院子弟。作为当时最火爆的年轻人，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避世安度余生的老人，当年他们以打砸抢敢把皇帝拉下马出名，他们面对镜头除了推卸责任，竟然毫无忏悔意识，或者忏悔也是自认为是历史受害者，形势所迫大环境所逼自己并无多大责任。

　　从小被追捧，在优越感里生活，乃至人格单一，面子大，有傲气，缺乏同理心，缺乏自省、自我审视精神的实质，就是自恋和放不下架子。比如，观众恶评作品，票房没达到预期，冯小刚就跳起来破口大骂，一边却巴不得自封为大师，自由驾驭文艺片、商业片两种东西，自视甚高，偶有摔跤就撒娇犯浑，以为可以《一九四二》成为文艺片大师，以《私人订制》继续商业冠军的头衔，可不被市场和观众待见。

　　贫嘴能事

　　大院子弟能侃，贫嘴，和皇城根下的老北京平头百姓能侃是两回事，老百姓胡喷瞎掰，煞有介事，很多时候是爱慕虚荣，攀龙附凤、添油加醋满足向陌生人、外地人炫耀自己京城身份的需求；大院子弟不同，他们的父亲功勋，以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风波，随便把一条都能头头是道，其他人艳羡的各种政治轶事、八卦，都能在他们口中衍生出各种趣味，即便他们调侃红色故事，都是以浓郁的怀旧气氛进行，一种青春期的浪潮刚刚消退的沉湎。

　　大院子弟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都是贫嘴的大集合，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编辑部的故事》、《甲方乙方》，葛优俨然就是大院子弟的贫嘴代言人，贫嘴类似今天的网络吐槽，只是他们不是草根。如上所述，大院子弟们的贫嘴也和天桥相声里的贫得穷开心，街巷胡同贫嘴张大民式的贫得自给自足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贫有点知识却反知识，他们自认为是人民群众却乐于超脱出群众，做群众代言人，所以贫嘴这种幽默离开中国大陆的语境和土壤，在香港、台湾等华语圈就完全失灵。

　　不彻底的叛逆

　　大院子弟里像崔健的彻底叛逆是比较少的，乃至于王朔都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内里羞涩，所谓“痞子文学”在形式、故事、人物上的叛逆，都是单纯的性格与审美、言谈举止上的叛逆，还没到弑父、揭竿深入骨髓上的大叛逆，有一种大院子弟在极权失势后的自我放逐，对商品经济时代的揶揄。他们调戏知识分子、戏耍底层庶民也就成为必然。无论何时，他们不可能成为平民的代言人。

　　冯小刚得到了王朔皮毛，却没得王朔的顽主神采。王朔的反智与媚俗，都总能扎到要害，而冯小刚的反智、反精英就是破口大骂，幽默欠奉。大院子弟因为有一层保护膜，在封闭年代的叛逆行为也不会伤及自身存在，而且能顺势短暂站立在时代潮头成为偶像，在信息爆炸传播发达、草根偶像辈出的时候，他们还是旧思维，可是时代的瓶子不容许再装旧酒来贩卖。

　　专家观察

　　顾晓鸣：“冯小刚这一次是自觉不自觉的华丽裸奔”

　　南都娱乐周刊：冯小刚在网上跟影评人掐架这事您怎么看？

　　顾晓鸣：其实冯小刚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一个人要毁掉自己是很容易的。我感到很可惜。冯小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很好的素质，他的《唐山大地震》也好，《一九四二》也好，他其实有这种情怀。但他没有把这种情怀坚持下去，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我们内在深处都有一个“小”，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气，都有骄傲、自私，乃至有一种痞气，如果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或者讲愤怒忘形了，那么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西装底下的东西暴露出来了。我们上一时期所迷恋的那些冯小刚式的喜剧、王朔式的调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冯小刚那些电影从今天看来，它们的价值、功能已经尽了，他们的水平其实都是不够的。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像蝉蜕皮一样进入到新的境界的重大文化事件，冯小刚开始感觉到了时代那种非常大的压力，这时他失态了。冯小刚一定是很敏感的，知道这个时代要离他而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长大的一代，他们拍的喜剧片、他们所玩的桥段、现在网上很多这种幽默的桥段，冯小刚和王朔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的压力，对于这些敏感的电影人来讲，这一次他是内心有意识的非常大的反弹，那就是抗拒。

　　南都娱乐周刊：像冯小刚、王朔这群从军队大院出来的子弟他们在性格上或是作品表达上有什么样的共性？

　　顾晓鸣：很多导演都是大院里面出来的，人家都是雷厉风行，拿腔拿调。大院里出了好多非常有刚性的，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大院里面有种氛围往往是敢去做，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敢于表白，敢于描写，不是优柔寡断。还有一点，冯小刚、王朔他们既不是“文革”里面主要的参与者，甚至也不是受害者。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因为年龄的关系，很幸运地只是目睹了这样的一段时间。但这使他们变得玩世不恭，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更广泛地参与到北京的社会中间去。他把北京草根的这些东西，很杂的东西混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有种强悍。同时他们也带有这个时代里的正义感，所谓正义感就是为穷人讲话，他们也有种爱国的，革命的感情。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以后，冯小刚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所以大院既有那种正义的、红色的，但同时因为大院越是有特权，在“文革”期间被冲击得越是厉害。所以那批人其实都有一种突然被抛到大街上的感觉，那就形成了他们以后敢于在一个新浪潮来的时候，用比较调侃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同时当机会来的时候，敢于去拍电影，敢于去做一些他们不敢做的事情。一直到他们敢于在大庭广众里面、在公众头上去拉屎。他那种行为就像是什么都不怕了，敢把我全部的真相，全部的外衣，全部的东西脱掉。所以冯小刚这一次是自觉不自觉的“华丽”裸奔。包括今天冯小刚能到这一步，就像“文革”期间贴大字报一样的，看上去都好像讲道理，其实都是谩骂。表面上我们都是大辩论，其实都是乱扣帽子，都是用很恶毒的语言。

　　南都娱乐周刊：台湾的眷村文化在某些方面和大院也是有点像，眷村也输出的一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这跟大院文化输出的那一批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顾晓鸣：很不一样，他们会有乡愁。大院在“文革”以前，那个地方是特权的地方。但是眷村基本上不是特权的所在地，而且房子都很破的，是很底层的，他们连到村外都没办法去的。就是那种贫民区一样的，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这是很大的区别。另外，眷村最重要的是大陆过去的，所以他里面形形色色，各种语言。其实是大陆的文化和台湾的那种生活状态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大院子弟他们算是有特权的，因为是有骄傲感存在的一代。回到冯小刚，冯小刚在大院长大。他的东西，从艺术本身，我这不是扣帽子，他跟大院其实归根到底和大院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很有隔膜的，他和一般的群众其实也很有隔膜的。

上一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