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朴珺

　　新浪娱乐讯 田朴珺9月最新专栏曝光，撰写了自己的姥姥，这也是田朴珺首次描写女性。她的姥姥，曾是大家闺秀为看戏乘飞机往返，而后却因战乱，人生历经波折。专栏也是田朴珺新书《习惯就好》的序言。

　　以下是专栏全文：

　　我的姥姥

　　仔细想来，我思维和习惯的缘起很多都是来自我的姥姥，她是树立我生活价值观的启蒙导师。姥姥是地道北京人，所以我小时候是按照北京，而不是上海的习惯称呼她。现在，姥姥离开我已有15年，但她的影子始终在我的生活里。回忆她，也是梳理我自己，生而为人的些许点滴。

　　从我有记忆起，姥姥就已进入迟暮之年。一头银发一丝不苟，个子不高，微微驼背，白净的脸上皱纹并不多；手因为做了很多针线活，骨节突出，白得有些透明的肌肤下，青色血管清晰可见。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她年轻时的样子，好像不觉得她也曾年轻过。但中学时有一天，在妈妈的相册里看到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姑娘留着齐肩波浪发，扎着蝴蝶结。

　　“是姥姥吗？”我问。

　　其实不待母亲回答，我心中已有答案。那双明亮的黑眼睛，看上去既熟悉又亲切。

　　那时姥姥的眼里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那种单纯而明亮的笑容，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成为了姥姥的姥姥，笑起来可以说是温暖、慈祥，但也多了一股——我后来才知道怎么形容——沧桑。

　　年轻时的姥姥是个大家闺秀，喜欢听戏，会在大冬天，梳着大波浪头，脚蹬丝袜，身着旗袍，坐着飞机只身远行，只为梅兰芳、尚小云的一场戏。老了以后，她还有每天下午听着磁带，唱上一段的习惯。

　　小时候，有一次我们拍全家福。姥姥让我们先出去，说马上就出来，可我等不及，没几分钟就跑到屋里找她，却发现她正悄悄地用烧得碳黑的树枝，对着镜子仔细描眉。那时我第一次知道，姥姥那个年代的人，还有这样化妆的。我心中的民国美人迅即成形。

　　姥姥也算经历坎坷。遇上战乱，她曾从济南徒步走回北京，也有过风餐露宿的经历。“文革”中姥爷自杀，给姥姥留下三个儿女和一个遗腹子。为了养活一家儿女，从没工作过的她开起了裁缝店，缝衣度日。

　　姥姥的三个儿子，全走在她前面。最后一个儿子离世，是医生误诊造成的，亲友都建议起诉这个医生，但姥姥说，“治病救不了命，算了！”没有追究责任。后来那个医生每次见到她都会深鞠一躬。

　　姥姥的心胸还体现在对物质的态度上。年轻时，赶上战乱，家里一些细软家当，都在包袱皮里，方便全家随时逃难。一天，一个朋友借住，战乱之时，互相照应，也在情理之中，姥姥自然慷慨接待。但人走以后，却发现装着细软的包袱少了一个。姥姥说：“东西既然没了，就别问人家了，问，就会伤和气。”

　　我妈因为身体不好，怀我时，大夫不建议生下来。姥姥说：“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一句话，有了我。其实，早在妈妈和爸爸结婚时，姥姥就开始准备给我做“百家被”，她收集了各种小布条，我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被爱和温暖包围着。姥姥说，“盖百家被的孩子，长大有福气。”

　　儿时的我，特别能吃，两个人轮着喂糊糊，慢一点就哭。但虽能吃，却体质孱弱，于是我有了多数人不同的饮食习惯。一般来说，上海人的早餐是泡饭，可我却一口泡饭没吃过。姥姥为了给我加强营养，在我小学时，她每天早餐都为我准备一盘酱牛肉。

　　从小，见我这么能吃，姥姥也想让我养成一个好习惯——不浪费粮食。但凡看见我的碗里还有米粒，就吓唬我说，“碗里有剩饭的姑娘，将来会找个麻脸老公。”我于是赶紧把碗舔得锃亮。后来，得了个花名——“田大胃”。对一个姑娘来说，这不是什么雅致的名号，姥姥却说，你体质不好，能长得高，全靠嘴忙。

　　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幸福的时刻，应该是和姥姥在一起。清晰记得，那是上海梅雨季，四岁的我非常讨厌幼儿园，便想出种种招数逃脱。那天，爸爸到姥姥家接我上学，我哭得很厉害，姥姥只好替我求情。可能由于下雨的缘故，爸爸心软，放了我一马。我站在床上，踮着脚，小心脏忐忑不安，看着爸爸冒雨远去的背影，确定逃课成功。

　　我的兴奋一览无余。姥姥怕我冻着，于是和我一起抱着热水袋盖上毯子，两人脚丫对脚丫，我看她织毛衣，听她讲故事。多年之后，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和姥姥脚对脚的小女孩。

　　姥姥心细，她的每个举动，都或许是我现在一些思维和习惯的缘起。一次，我穿了新买的长筒袜，不小心摔了个大马趴，膝盖处破了两个大洞。阿姨操起剪刀，剪了两片膏药，贴在我膝盖上，这就是她理解的“补袜子”——用膏药补漏洞。见状，我哭声更重。姥姥摇摇头，轻轻把我抱起，放在床边，帮我脱下袜子，拿出针线盒，一针一针缝补起来。边缝边说：“你好好看，以后学着自己补。”姥姥说，一等人不教就会；二等人教了就会；三等人，教了也不会。我就这样记住了。直至今日，遇上不合身的衣服，穿破的袜子，我仍学着姥姥的样子，用她教我的本领，修修改改，缝缝补补。

　　上小学时，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手被弄破，妈妈带我去对方家理论，但赶上同学家电视正放映着我喜欢的动画片，一不留神入迷了。同学家长问我，手还疼吗？我说不疼了。回到家后，脾气火爆的妈妈，大概觉得我太没出息，居然揍了我一顿。我痛上加痛，哭到仿佛全世界都欠我。想要寻求姥姥的安慰，姥姥却说：“这才多大点儿事儿呀！这点儿委屈都受不了，长大能成什么大事儿？”这句话我至今难忘。

　　姥姥也不是一味说教，偶尔也来把“寓教于乐”。听妈妈说，她小时候，隔壁住了一个悍妇，稍有不顺心，就站街口开骂，邻居都躲着她。唯有姥姥，会在她骂累了时，端上碗水，问她：“累不累？渴不渴？喝完再骂？”以后悍妇仍旧爱骂人，除了姥姥。

　　姥姥是第一个跟我讲岳母刺字故事的人，她教我何为忠、孝。她还教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之恩，当一生相报。”这句话被她反复提起，现在依然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她还总被我哀求着重复讲这些故事，我的乐趣是，在她讲困了，说话颠三倒四的时候，推醒她，“姥姥，错了错了……”

　　姥姥还教会我怎么使用钱。她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钱很不值钱，一万块才能买盒火柴。她说，“盛世的翡翠，战时的黄金”，意思是，经济好的时候，可以买些翡翠，价格总是会涨的；一旦打仗或经济衰退，一定要买黄金。是她告诉我，看经济兴衰，有时要看翡翠价格的起落。她跟我说这些道理时，我才上小学。但多年以后，她的“钱经”还影响着我。

　　17岁的我终于如愿去北京上学。在我临出发那天，姥姥坐在床上，用含糊的发音，焦急地告诉旁人，要给我点什么。阿姨明白过来，打开柜子，拿给我一千块钱。我坚决不要，因为不忍花她的钱。但姥姥却含着泪，几乎是一种乞求的眼神，一定要我收下。而那时，姥姥大多时间已意识不清，甚至糊涂，连我妈妈都不认识。但也许是本能，也许是习惯，她要对我好。下笔至此，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我已情不自已，泪漫衣衫。

　　刚到北京上学的那个冬天，妈妈打来电话，说姥姥快不行了。两天以后，我赶回家中，为时已晚，姥姥已变成黑白照片，挂在墙壁上。我一下懵了，在照片前长跪不起，没见到她最后一面，悔意与内疚涌上心头，自此积年不去，大概会伴我终生吧，永远不能洗刷。

　　这是我至今为止，最为后悔的一件事。对我最好的人，我却亏欠最多。

　　我想起曾经对姥姥说：“等我长大，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给你买好多好吃的。”姥姥笑说：“等你长大，我就不在喽。”姥姥虽爱我，但不指望回报。她一辈子不求人，连寿衣都是自己缝制的。

　　从没听她说过一句她吃的苦，受的委屈，她的故事都是我从妈妈那儿听来的。长大之后，我常想，一个大家闺秀，丈夫早亡，年纪轻轻，带着孩子，身处异地，别人对她的眼光会怎样？又如何一路走来？我能找到的答案，是她总是重复的那句话：心胸是靠委屈撑大的。

　　时光荏苒，我总是在梦境和现实中回想起姥姥。有时打扮得美美地出门，会想起刚学会臭美的我，给姥姥涂指甲油，姥姥慢悠悠地吐出一句话：“想当年，我也是个摩登女子呢！”(本文为田朴珺新书《习惯就好》的序言，并于《智族GQ》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