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给人的感觉本来是世故而油滑的，因为他会回避一切敏感问题，或者直接就回避一切问题，但张艺谋这一回没有再回避，在《深入张艺谋的内心世界》的这一部分访谈中，张艺谋告诉我们，他决不是有心回避问题，只是他天生就不善于与人沟通交谈。知道事情的缘由，那么张艺谋以前表现的冷漠也就可以原谅了。　　　　　　　———编者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观众要看好的故事、好的人物，不喜欢理念先行，不喜欢你给他上课。所以我们就要改变。当然我们搞艺术的总是愿意不同凡响啊，要表达一些独特的想法、视角，但是你现在必须把它隐藏在这其中，你这样做才能被大众所接受。

　　近年来，我去过很多大的电影节，当过评委，他们也在修正评委的标准，他们主张得大奖的作品不要太偏离大众，这成了每个大电影节的宗旨。现在只能通俗和高雅结合，你不要故作高雅状.也不要把自己通俗到了没有想法，我觉得那也不是艺术。

　　拍北方是因为熟悉

　　我母亲年轻时确实漂亮，但我不清楚我选女演员是否有潜意识。导演选女演员当然代表他的审美观念，这肯定是存在的。

　　杨：你选择的女主角身上是不是有你母亲的影子？

　　张：我母亲年轻时确实漂亮，但我不清楚我选女演员是否有潜意识。导演选女演员当然代表他的审美观念，这肯定是存在的。要说我欣赏的女演员，那当然是欣赏有中国味道的。何为中国味道，我也说不好。但那种很洋气的女孩，我们俗话说的“洋里洋气”，洋就是代表西方嘛，代表异族的东西，叫洋嘛。长得有点欧化的、或者她身上有混血的，我通常在使用上很慎重。

　　我觉得我的审美好像更倾向于比较中国化的。其实说中国化还有点不一样，巩俐、章子怡是属于北方类的，南方就是另外一类。那大家说我喜欢北方的，倒也未必，因为我拍的几部戏都在北方，当然尽量往北方靠嘛。像《妻妾成群》(即《大红灯笼高高挂》)写的是南方，后来我们就改到山西，也是因为比较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比较有把握。不是说我自己偏爱北方，主要是南方的生活我不太熟悉。生活基础比较薄，我就不敢触及许多东西，怕不了解，让人看笑话，像秋菊打官司，那是我们北方的生活细节，我能把握，那完全是为了对作品能有一种完整的体现，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当然，你在北方拍的故事，当然是用北方的女性。所以你能看出来像巩俐、章子怡，包括董洁，她们都是北方人。

　　我是一个封闭的人

　　别看我今天在这儿滔滔不绝地谈这些东西，但实际我还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人，我不善交际，不善言辞，不善往来，跟很多人都老死不相往来。

　　杨：你的母亲是否对你有很大影响？

　　张：对，那当然。我妈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幸福之源。因为我父亲沉默寡言，现已去世了。父亲的性格与他的境遇有关系，他是国民党军官，又是什么黄浦军校的，长期以来他很严厉也很压抑。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他就是不苟言笑，跟我们很少交流。我们有什么事都跟妈妈说。所以我妈在家就好像是快乐的源泉。妈妈是医生，性格很开朗，现在身体还很好，每周还在主持专家门诊什么的。在我的印象中，我妈回来了，一切就踏实了。因为一个家庭总有很多摆不平的事，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事都要去求人要有人，去想办法去改变处境。所以大小家事，都是妈妈去想办法。我妈妈很乐观，拉扯我们几个孩子，我爸又是那样一种糟糕的情况，长期没有工作。我觉得我妈是很了不起的母亲，要靠她支撑这个家。长期以来，妈妈给我极大的精神支柱，这一直沿续到我上了电影学院。当时电影学院录取我了，但因家庭问题还要政审，那时我爸还是那个问题，还得我妈去托人、去跑。(杨插话：“听说你当时写了一封信。”)那是个老故事了，但那事就比较传奇了。

　　我尽量让自己不保守，但我天性中有保守的一面。

　　我一点都不灵活。说跟人交往吧，以我的社会经历，以我的年龄，应该比现在的我灵活得多。

　　杨：你从父亲或母亲谁的身上得到更多遗传？

　　张：我是较多地受了我父亲的基因遗传。拍《红高粱》之前我一直沉默寡宫，非常像我的父亲。上电影学院时陈凯歌有篇写我的文章《泰国人—一张艺谋》，就写我沉默寡言。我上大学到做摄影师。一直都很内向，完全是跟我父亲一样。当了这个导演之后，工作性质使我不得不去交流，不得不去表达，所以现在好一些了。我至多只有十分之一是受母亲的基因遗传，但十分之九是受我父亲的遗传，别看我今天在这儿滔滔不绝地谈这些东西，但实际我还是一个较为封闭的人，我不善交际，不善言辞，不善往来，跟很多人都老死不相往来。不给人家主动打个电话在朋友之间、哥们之间嘘寒问暖。凡是知道我、了解我的人，就不会苛求了。因为是陕西人嘛，陕西人不善交际，我觉得。比如贾平凹，还有我们的美术师留久平都是很典型的。我跟他们其实是一类人。陕西人一根筋，执着，但是也保守。

　　杨：“你保守吗？”

　　张：我还好。我尽量让自己不保守，但我天性中有保守的一面。陕西能出一些搞艺术的人，因为他们比较执着。

　　杨：“我不相信你不灵活。”

　　张：我一点都不灵活。说跟人交往吧，以我的社会经历，以我的年龄，应该比现在的我灵活得多，可我一点都不是。只能说，过得去。其实我还是爱一个人待着，我待得住。你让我一个人待一年半年都行，不会觉得很寂寞。

　　导演由观众决定

　　我渐渐地不太注重形式而注重故事、注重人物，这是当导演十几年来的渐变过程。现在，我觉得故事和人物对观众最重要。

　　杨：从一开始注重电影的形式到如今追求故事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人到中年的你逐步走向成熟之路。你对自己、对第五代导演有何新的认识与评价？

　　张：我渐渐地不太注重形式而注重故事、注重人物，这是当导演十几年来的渐变过程。现在，我觉得故事和人物对观众最重要，而表现形式常常容易昙花一现。你能不能把这事儿说得让大家觉得舒服、可信，这似乎成了衡量导演的第一标准。

　　是观众、社会决定导演，改变导演。如果我们现在说，现在这个电影怎么老那么注重讲故事，那对不起，你得说现在的观众就要你先讲故事。

　　这么多年来是观众的需求改变导演，不是导演去改变观众。你看第五代初期作品为什么比较注重形式而忽略叙述，那是观众的需要。80年代的观众特别崇尚艺术。普通人看一个影展要排长队，年轻人谈恋爱都要谈尼采、弗罗伊德，这样女朋友才喜欢。那时，全民有一种渴求，想了解世界跟上潮流，有一种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渴求心理。那种反传统的、反故事的、提倡以理念和哲理打头的东西大行其道，并不仅仅表现在电影上。所以，你不能看作第五代单独的成功，是观众、是社会造就了导演。然而今天的观众不爱看，所以慢慢就没有人拍了。有些人拍这种反常规作品的，至多也只能偶尔在电影节得奖，但曲高和寡又怎么办？导演心里还是不平衡。于是，他就要调整。最终改变他的是什么，是社会，是观众，也就是说，是观众、社会决定导演，改变导演。如果我们现在说，现在这个电影怎么老那么注重讲故事，那对不起，你得说现在的观众就要你先讲故事。这是这个时代造成的，任何一批作品都有时代的烙印。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又来了反传统的、反思的、哲理的优秀作品大行其道，那非常可能。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所以你分析那些大作品，那些代表作，一定是时势造英雄。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这样一个时代，观众要看好的故事、好的人物，不喜欢理念先行，不喜欢你给他上课。所以我们就要改变。当然我们搞艺术的总是愿意不同凡响啊，要表达一些独特的想法、视角，但是你现在必须把它隐藏在这其中，你这样做才能被大众所接受。近年来，我去过很多大的电影节，当过评委，他们也在修正评委的标准，他们主张得大奖的作品不要太偏离大众，这成了每个大电影节的宗旨。现在只能通俗和高雅结合，你不要故作高雅状，也不要把自己通俗到了没有想法，我觉得那也不是艺术。

　　没电影拍可以去讲课

　　有一点是可以讲的，那就是讲这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历史，80年代到2010年，中国电影史。

　　杨：现在国外电影界人才辈出，欧、美、日、韩的年轻导演后来居上。你将如何对待未来，对待高科技、电脑特技？已不年轻的你将如何赶上与超过时代？

　　张：不管我们这些人曾经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那完全不同。电脑改革仅仅是开始，后面还会有更多。我认为。100年的电影历史到了今天的电脑时代，在电影的制作、构思和观看方式上都会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所以一定会产生新一代的电影人。新一代电影人跟我们完全两样，而且到时观众也不买我们的帐了，不爱看我们这些东西了，那我就不拍电影了。我这点比较明确。那天我们还在车上聊，我说我自己比较清楚，从现在算起我再干十年，或者二十年，说不清。但当我觉得观众对你已不感兴趣了，我就不能再去拍了。到那时，我只能去给人家上上课。于是有人说：讲什么课，人家不听你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讲的也是很迂腐的老话了。那干什么呢，那就没事儿干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讲的，那就是讲这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历史，80年代到2010年，中国电影史。这个倒是可以在外国蒙点学费什么的，就干点儿这事就完了。但说老实话，其实谁到那时，谁都会不服气。

　　杨：“怕是下不来吧。”

　　张：希望哪天我们能激流勇退比较好，不要执迷不悟下不来，最后栽个头破血流。不知道，走着瞧吧。

　　跨剧种也是被动的

　　申奥是个报告，而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歌剧《刘三姐》一定好看，到2002年，这肯定是件事儿。

　　杨：在拍新片同时，你还同时接手奥运专题片、歌剧《刘三姐》、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几部大作，你如何设定自己的奋斗目标？

　　张：涉足电影以外的艺术剧种并不是我主动的，每次都是别人找我，我只是在偶然的参与中产生了一些兴趣而已。最早请我去当歌剧《图兰多》的导演时，我以为他们找错了。直到我看了大都会的录像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作品。后来演出成功获得一些反响之后，来找我导其他剧种的人就更多了。目前，我手里的这些事情还是能分开干的。

　　首先说申办奥运片，它不是艺术片，而是一个报告。所以我们目前物色了6位中国优秀的广告导演组织了一个班子，我挂了一个总导演的名。实际上那些活都是广告导演去干的，我总体上把握一下。芭蕾在半年多以前就开始了，剧本是我根据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写的，音乐也已经做好了。前两天，他们带老大模型来剧组开会，我在模型里大概演绎了一遍四幕舞台剧。所以，我的电影一完成，就得马上投人到芭蕾舞的现场排练。歌剧《刘三姐》是一个长达两三年的漫长计划，现在我们只是在土地的评估、勘探、征用的阶段。目前舞台设计已全部完成。我可以告诉你。申奥是个报告，而芭蕾舞《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歌剧《刘三姐》一定好看。歌剧《刘三姐》在大自然中搭台，与桂林美丽的山水融为一体。到2002年，这肯定是件事儿。(南方都市报文／杨阳摄影／储璨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