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姜文面对面采访的经历并不多，在我的记忆中，有数的两次。一次是在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鼓楼附近的一个排练场里排练。有很多演员对该剧会是什么样子，心里还没数的时候，姜文已经非常有把握地帮其他人说戏了。而且，他对人物的分析、剧本的理解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绝对言之有物，与他交谈时，你必须拿出你的见地来才能与他对话。你要是不具备这样的功力，你就必须拿出足够的真诚，而非记者们惯用的操着自己也不明白的新词套话来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再有一次就是在昨晚，在TOM网站完成了与网友的聊天后，面对蜂涌而至的媒体，姜文表现了很好的合作态度，然而当一些入行不久的小记者们拿一些诸如“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等一连串无聊问题砸向他的时候，姜文开始有话要说了。

　　“你觉得问这样的问题有意思吗，你要是觉得这样做很好，你自己也觉得很舒服那没问题，你就这样做好了。但你现在还小，你知道你会在将来为自己现在的舒服付出代价，而且可能是比你想像惨重得多的代价。”又比如，当有人问姜文，你现在忙什么，姜文的回答是“活着。”又问：“能说具体点吗？”他答：“活着，还不具体？我想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为什么会这么活着，我还会用电影表达我对活着的认识。”还问：“你说的活着是指生存状态吗？”又答：“我不太爱用新词，对新词理解不清容易产生误解。”在对一串无聊问题的回答中，姜文依然做到了言之有物，他并不像大多数港台艺人那样敷衍了事，闪烁其辞，而是清楚负责地表达着他的观点。其实在姜文与媒体的对峙中，姜文所戳穿的恰恰是媒体比公众表现得更强烈的浮躁。

　　就如同姜文对中国电影的评价，他说，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好电影。电影人的素质有问题，电影人的观念远远落后于观众欣赏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作家有很多不是专业出身，但都写出了相当不错的作品，而且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存在。什么时候能出现一批像作家一样的电影人，中国电影就有希望了。现在的电影制度是少数人为人民大众把关，害怕电影会出问题，姜文认为这实在低估了中国观众的认识水平。没有什么电影会对人民、对社会造成危害，那样的话，人民自己就会拒绝。

　　姜文在与网友对谈时说，电影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的爱好。记者认为这意味着他把电影看得很重，就问为什么会对电影那样着迷？姜文说，从小父母没什么时间教育他，就常把他放进电影院，他就这样爱上了电影。更令他着迷的是他可以通过电影实现人们的许多梦想，自己也能“活”过很多人生。他说：“我对人比较尊重，人的价值是可贵的，我想用电影跟人去做真正的交流，而不是去骗观众兜里的钱。”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姜文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不急着去拍电影，几年才一部。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现在还没有上映的《鬼子来了》。

　　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鬼子来了》何时会上映，姜文不愿发表过多言论，以免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这时有人问：“你的电影总是迟迟不能公映，这会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姜文说，这本不是一个艺术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但他认为就像没有人架着枪非要逼着一个房地产商非要在此地盖楼一样，也没有人逼着投资商给我的电影投钱，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是他事先就应考虑到的问题。(本报记者满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