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一期节目中，崔永元和现场观众一起讨论了“该不该减肥”的话题。央视一向有规定：新闻节目不允许存在广告倾向。在那期节目里，没人提及任何厂家、任何商品的名称。但华麟公司未经中央电视台和崔永元本人同意，从1997年上半年开始，擅自对该期节目的录像带进行剪接、添加、拼凑甚至伪造，制作了一个“美福乐”减肥广告，内中赫然出现了崔永元主持的节目片段和他的肖像。这则广告在全国90家电视台播出后，崔永元很快接到一封来自新疆的观众来信……以后来信越来越多，电话也不断打来，大致都是说：你崔永元在为“美福乐”减肥药做广告，而我们购买、服用之后如何如何，说崔永元欺骗了观众。

　　一时间，崔永元感到压力很大。终于，他把华麟公司告上法庭。今年2月20日，也就是小崔生日这天，法院一审判决裁定：崔永元获赔10万元，被告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作为时1周的赔礼道歉。判决结果公布至今已有一星期多，小崔的手机快成了接受采访的专线电话，崔永元说他再也不想当“祥林嫂”……但当记者劈头问“这起官司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时，小崔的语气还是变得有些急促，听得出，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说话间，他往日的幽默与平和，在愤懑中偶尔显露出来。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应该问北京的那家法院！我不知催了他们多少次，要求尽快结案，可他们拖的理由多种多样：正在“三讲”、正在办学习班、人事制度正在调整……我想，“三讲”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公正地执法，但他们毫无效率可言。本应该6个月就了结的案子足足拖了22个月。如果一个案件涉及的法律条款多、法院觉得棘手，倒也可以解释，但从案件的判决书看，事实非常清楚，根本没什么难度。尤其奇怪的是，他们拖时间，避开了减肥药最畅销的旺季———夏天；两年来的两次预审，都那么巧合地被安排在销售淡季的冬天。我问法院的办事人员，你们怎么像对方的代理律师，处处为对方考虑？

　　本来只有华麟公司一家在销售减肥药时侵犯我的肖像权，但因为法院迟迟没有动静，后来又有5家企业模仿这一做法，一时间，全国有几百家电视台播出类似的广告。

　　这是我第一次打官司，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虽然我现在几乎成了这方面的法律专家。告诉你，打官司，真的耗不起，如果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打这场官司，加上我收集证据的时间，足足有3年。我还奉劝一句，如果跟非常有钱的企业打官司，还是小心为上。

　　其实我本不愿意介入到这场官司中，我想只要他们愿意承认错误，立刻停止这种行为，不再欺骗消费者就可以。在我起诉前，厂家多次通过中间人找到我，要求私了。他们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给你钱，以后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提了。”从来没说过一句“我错了”，更别提有悔改的意思了。谈了无数次，一无结果。我说：“不要以为你们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却说：“你上诉也没用，北京的法院我们都‘趟平’了。”

　　就是这句话，让我坚定不移地要将这场官司打到底。我倒要看看，谁能在中国“趟平”法院。

　　开庭那天，我刚好在录节目。手机、呼机全都关了，所以对判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边观众刚撤，那边一直守在门口的北京电视台记者就冲了过来。在演播室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的判决书，我才知道结果。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舒了一口气，法律是公正的，这份迟到的判决书终于还了我清白。可我对判决的结果并不满意。我想，另外5家侵权的企业一定“欢欣鼓舞”：只要赔上几万块钱就万事大吉，而赚到的钱却有百倍、千倍甚至万倍，还扩大了企业和产品的影响，他们一定觉得“侵权”是件“划算”的事儿。

　　判决赔偿的10万元钱，我决定捐给希望工程，但要扣除律师费和诉讼费。为这场官司，我先后请了2位律师，其中，岳成律师是免费为我打官司的。不过，你要信我的，这笔钱，我一年半载还拿不到。现在“美福乐”这个产品已经不存在，厂家也从容转产，钱跟谁要还不知道呢。至于法院宣判的“在中央电视台公开道歉1个星期”，至今也还没有落实，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也不知道。有记者问我：“他们在央视给你道歉1个星期，岂不是反而增强了他们自己的知名度？”这个问题令我非常气愤。我打这场官司就是为了消费者，难道消费者会那么糊涂，反而为道歉者喝彩？

　　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人不相信，觉得名人打官司还有什么难的？首先我强调我不是什么娱乐圈的名人，我的职称是主任编辑，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另外，假设法律面前真有什么“名人”的特权，我也绝对没有享受到，反而觉得自己异常渺小。

　　我个人一直生活在一种理想化的、浪漫的状态里，对生活的认识很天真。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的确很难承受。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想安安心心做节目，却莫名其妙有观众不停打电话问：你推荐的药在哪儿买？刚开始我没在意，说“你搞错了”；后来观众来信跟雪片似的，从质问到谩骂，连我的小学同学都来信骂我：“你怎么连同学都骗这药根本不管用，还有副作用。”

　　可我起诉之后，先是法院没反应，后来又有一些人不理解，说我这么做是“为钱”、“为名”。“为钱”？我压根就没想要这笔钱。最初提出的赔偿数额是180万元，是我的律师任勇根据“华麟”的利润计算出来的，因为他们在报纸上说，3年赢利3个亿；“为名”？我犯得着用这个办法出名吗？我想不通，甚至想辞职，从此不再做抛头露面的事。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真的，你没打过官司，绝对无法理解我那时的心境。你会每天都想着———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在联手欺负你，总会心潮难平。一个观众跟我说，在屏幕上根本看不出你跟从前有什么不同呀，每期都喜笑颜开的。我说：“那是我的工作，我总不能在观众面前哭呀。”也正因为这样，我的压力才更大。那段时间支持我的人并不多，而且因为时间拖得长，很多人也淡忘了。对方企业最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对我来说，最孤独的时候，就是这段。我非常感谢我的律师岳成，是他帮我走过了这一段。

　　1年前，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岳成。岳成在民事诉讼方面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律师，他不仅悉心教我许多法律知识，还像长者一样劝解我。他告诉我不要一叶障目，因为一家法院办案不力而怀疑司法公正，告诉我要充满信心。没有他，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以后，我不再准备打官司了，那5家也侵了权的企业，就随它去吧。如果真到了不打官司不行的份儿上，我会先辞职，再专心致志地打官司。文／本报记者 姜沁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