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不变的发型、十年不变的鲁豫式微笑，这让陈鲁豫拥有了众多的认同者。在复旦校园里，虽然看过她节目的人并不多，但是，当陈鲁豫到复旦演讲的消息传开后，复旦大学的逸夫二楼报告厅，依然被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凤凰早班车》中，鲁豫不再“照本宣科”，第一次赋予了新闻播音员“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概念，而她也因此享有了“说新闻”流派“掌门人”的美誉。演讲结束以后，陈鲁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鲁豫留给记者和复旦学生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下午2点演讲，当记者1点45分到达会场时，便听说鲁豫早已到达，正候在会场旁的小房间内。而当会场内骤然响起掌声，鲁豫坐定于麦克风前时，记者抬腕看表，2点还差2分。清丽的淡妆、简洁的白衬衣———她看起来像个邻家女孩。

　　演讲一直到傍晚5点才结束，鲁豫也就整整说了3个小时。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她的声音已经变得有一点点低沉。

　　鲁豫一直说自己是四分之一的上海人，于是，我们的采访自然先从上海聊起。“我的名字里有鲁和豫，是因为我妈妈的籍贯是山东，而爸爸是河南，但我又是在上海出生、长大，一直到7岁才去了北京。因此我始终说不上来自己算是哪儿的人，算四分之一的上海人，不为过吧。”

　　“上海至今留在印象中的，是很老的弄堂、窄窄的街道，路是一块块石板铺起来的，还有就是法国梧桐，清晨老巷里刷马桶的声音，和老城隍庙里众多的小吃。最近我常看陈丹燕的书，她把上海怀旧、繁华、浪漫的那一面全都表达了出来。”

　　可能是“职业病”吧，刚浪漫了没几句，鲁豫又开始用她的理性来分析上海，“但我觉得上海和许多大城市一样，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上海古老的一面，之所以被称为‘上海?的那一面，是越来越少了。我总希望她老的一面能够保存一点，在怀旧和现代间寻找一条中间化的道路。”

　　虽然很小就离开上海，但是鲁豫身上却留下了南方姑娘的影子。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经常会有司机说她：“你是北京人？怎么说话连一点北京味儿都没有。”那天鲁豫也试着说了两句上海话，虽然不那么字正腔圆，也算是很不错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哪儿人，但北京和上海，始终是我能够称之为家的地方。”

　　鲁豫的父母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分手了，鲁豫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如果说父母对她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一定是赋予了女儿足够的语言天赋。鲁豫说她的父母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学的都是小语种的外语。父亲学的是鲜为人知的斯瓦希利语，母亲学孟加拉语。看记者费力地记着“斯瓦希利”4个字，鲁豫笑着解释：“有一句斯瓦希利语你一定不会觉得陌生———电影《狮子王》中那句非常流行的‘哈库拉、玛塔塔’就是。”

　　考大学的时候，鲁豫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沉默而刻苦的人。在大学四年级以前，甚至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社团。以至于除了同系同学，其他人都不知道国际新闻系还有一个叫陈鲁豫的女孩。”

　　鲁豫的脱颖而出缘于大四那年的一次英语演讲比赛，在那次比赛中，鲁豫一举夺得大学生英语专业组的第一名。得奖后没多久，中央电视台到北京广播学院挑选节目主持人。“那时候挑选节目主持人，一般要求是外语系的学生。可能是觉得学外语的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把握能力比较强吧。”校领导推荐了刚刚得奖的陈鲁豫。

　　大学还没毕业，鲁豫便成了中央电视台《艺苑风景线》的主持人，并在1994年底凭着这个节目，获得“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主持人”称号。

　　但对于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鲁豫至今有点“耿耿于怀”：“其实我从小就想当翻译，而且一直觉得自己一定能成为一名好翻译。如果没有那次比赛，我现在没准儿就成了中央领导的外事翻译呢。”

　　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获得这样一个奖项，应该是莫大的荣誉，鲁豫却从荣誉的背后看到了其他东西。“那段时间里，我其实充满了矛盾，常常觉得看不到发展的空间。因为那个节目给主持人留的空间比较小，而给编导留的空间比较大一点。我明白自己还有很大的能量可以发挥，所以只有选择离开。”

　　陈鲁豫作出了一个“激流勇退”的决定———放弃工作，留学美国。“出国对我来说，并非为求一个怎样的学位，而是想学会用一种国际化的眼光和角度，来看待很多事情。当视野开阔了以后，我开始学会运用比较先进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美国的媒体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制作方式和创意，都是最先进的。这一年，是我这一生中看电视最多的一年，对我日后做电视节目的影响非常大。”

　　电视似乎已经成了鲁豫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抹也抹不去的梦想。1996年，离开电视的鲁豫“心痒”得实在不行，便加盟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香港凤凰卫视。

　　每天生活在“战争”中

　　加盟凤凰卫视后

　　，鲁豫也曾主持过《音乐无限》、《音乐发烧友》和《神州博览》等综艺节目，但没过多久，她还是选择了严谨而在旁人看来又是十分枯燥的国际新闻。“我觉得做娱乐节目并不适合我。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静的人，虽然性格中也有‘疯’的一面，但这通常只限于暴露在我的家人和非常熟悉的朋友面前。如果要我性格的这一面每天暴露在大众面前，那实在太累。从外貌到性格，我都不愿意作太大的改变。”

　　旁人或许会觉得，一个女孩每天“生活”在战争、纠纷中，会很可怕，鲁豫却是乐此不疲。“做国际新闻，我并不觉得十分辛苦，这本身就是我的专业。相反是港台方面的一些新闻，我始终觉得比较远。”至于枯燥，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最近刚做的那期《一点两岸三地谈》，邀请了两位台湾和内地的专家，谈有关失业的问题。事先我研究了很多有关失业的问题，就业率、失业人数、救济金等具体数据，不但觉得枯燥，心里更觉得很沉重。”

　　前不久，在一次“电视榜”的评选中，鲁豫凭着《凤凰早班车》、《一点两岸三地谈》获得了“年度主持人”大奖。颁奖辞中这样说：“在其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构建的平台上，赋予重大新闻以人情味”———这便是鲁豫自创的“说新闻”一派。

　　采访鲁豫必然就要聊到“说新闻掌门人”一说，对此，鲁豫笑着说，这也是“无心插柳”———被逼出来的。“凤凰卫视是一个纯商业操作的电视台，节目讲究‘轻操作’，人员配备尽可能地精干。就拿《凤凰早班车》来说，连编带播也就3个半人。又是早新闻，所以时间上根本不允许我仔细看一遍新闻，然后摘抄整理，最后再照稿宣读。只能粗略浏览以后，将新闻要素作简单记录，然后直接上镜头，把我刚才读到的新闻‘说出来’。于是便形成了如今的‘说新闻’。自己理解以后再告诉别人，要比照本宣科更能让人接受。”

　　没想到，鲁豫就这么轻松一“说”，便将这个非黄金时段的节目，变成了凤凰卫视广告价格最昂贵的节目时段之一。

　　“当我面对摄像机时，我的感觉是相当孤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帮我讲这些话，只能依靠自己。但我又是安全的，因为我知道我接下去要讲什么，不是此前别人帮我准备的讲稿，也不是提示器上即将翻出的一排排文字。就像金庸说过的———‘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

　　做《凤凰早班车》，最痛苦的莫过于早起了。关于这段痛苦经历，鲁豫聊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我在香港的家，是安在一栋公寓楼房里的，楼底下有位看门的香港老大爷。老大爷是本地人，不会说国语，更别说看国语台的节目了。所以虽然我在那里住了很久，他一直不知道我是干哪行的。只是大爷一直觉得我十分可疑———这女孩子每天凌晨4点左右披头散发地冲出门，到了早晨八九点别人都去上班的时候，她却又浓妆艳抹、精神百倍地回来了。直到很久以后，终于有一天，老大爷再也憋不住了，一脸严肃地盘问我究竟是干什么的。当他打开电视，确定那个主持人是我的时候，他那如释重负的表情让我明白———他实在是担心我很久了。从那以后，大爷对我特别好，逢人便夸这个姑娘不容易。”

　　当然，现在的鲁豫做《凤凰早班车》的机会并不多，只是为了广告商的要求，必须保证每月一个星期的出镜率。“如果一个星期里，我只做《凤凰早班车》，那真是太轻松了。早晨4点起床，八九点钟回家，上午通常我会睡一会儿，下午找同事吃顿饭、聊聊天，接着就在家看书、看电视，偶尔去锻炼一下。”事实上，鲁豫已经很少有机会享受这样的悠闲了，大部分日子里，她都必须奔波于各地，体力始终处于透支状态。

　　用鲁豫自己的话来说，她的生活能力几乎为零，而父亲对女儿的形容则更为贴切———“好养活、难伺候”。因此家里的一切，几乎都交给了菲佣打点。

　　那天下午演讲的时候，曾有一位学生这样问鲁豫：“‘千禧之旅’中，你没有到达埃及的金字塔，也没有到达北京的长城，在路线的安排上，你有没有觉得不公平？”当时鲁豫的回答特别干脆：“去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约旦，这些地方是我自己选的，因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去的。”

　　那次“千禧之旅”对鲁豫来说，可以说是和危险擦肩而过。但那时的鲁豫，却一改平日里与世无争的性格，一心想当回“战地英雄”。“当时我的内心甚至还有那么点‘卑劣’，整天想着：如果发生点什么，此刻我在这儿，那该多么难得。”

　　虽然鲁豫在的几天里，那个硝烟弥漫的地区“太平”得很，但鲁豫终于还是做成了一次很让她骄傲的采访。“到达约旦的时候，我很想采访约旦新国王阿卜杜拉，因为不久以后，他将访问中国———那是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我们一路跟随国王来到约旦的一个小城市，参加那里举行的一个地区性办公会议。新闻官告诉我，采访国王，要看他是否愿意。”

　　于是，鲁豫又跟到了会议现场，虽然阿拉伯语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她还是逮住了一个机会。“我坐在会场的角落里，国王根本就看不见我。当时我非常着急———看不到我，又怎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呢？不行，我得让他看到我！”

　　“那天我系了一条粉红色的头巾，于是，灵机一动，把粉红色的大头巾扎在头上，这在全场包着白色头巾的阿拉伯男人中间显得特别醒目。然后，我随便拿起了一块电池板，跟身边的新闻官说，我们的摄像机没电了，我去换电池行吗？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拿着电池走到会场中央，装着换电池的样子，足足磨蹭了两分钟。国王虽然还是没有正眼看我，但我能够肯定———他没有理由看不见我。这时，我让新闻官递了一个条子给国王，希望能够采访他。”这么着，阿卜杜拉终于接受了鲁豫的采访，这是他登基以后接受的第一家海外媒体的访问。“要是在平时，这可是打死我也不会干的。”说这话的时候，鲁豫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说起感情生活，鲁豫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虽然不愿意多提这段感情，但鲁豫从不对别人刻意隐瞒什么。鲁豫的前夫是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某服装品牌的大中华区代理。两人都能非常熟练地用英语和汉语交流。“但是，当缘分过了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了。”

　　当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及感情话题时，鲁豫还是表现得非常坦诚：“我一直相信，感情的寄托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个有了一定的事业、年龄的女性来说，心理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心理的安定只有感情和家庭才能够赋予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都过得很快乐。我并不强求缘分，我是一个听从心灵召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