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谷建芬似乎并不是一个好接近的人，在媒体上曾见她不留情面地批评人，记者不止一次打电话想约她的采访，总是听到电话那边的她婉拒：“我又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好采访的呢？等有事情的时候一定通知你。”甚至，我还很吃惊地听到有人说“这个老太太很难搞”的说法。

　　然而，采访她的想法却从不因此而消减。那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不知有多少歌在人们的记忆里珍藏：《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就是我》、《清晨，我们踏上小道》、《妈妈的吻》、《思念》、《歌声与微笑》、《烛光里的妈妈》、《绿叶对根的情意》……那些歌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她在80年代中期创办的“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培养出50多位歌手，其中包括毛阿敏、那英、孙楠、解小东等当今中国流行乐坛的显赫名字，如今，许多大众媒体常常会因为这些名字而对她产生兴趣。或许，这些都足以构成我采访她的理由。但除此之外，我还很想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初，像谷建芬这样在传统的音乐领域已经有一定名气且年纪不轻的女作曲家，那样致力于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对歌手的培养，是什么原因？那或许是文字间可以一笔带过的历史，然而，有时处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人的选择，却会对后来的历史产生影响。尽管如今谷建芬在流行音乐界德高望重，但，想来当初她所从事的事业是会有阻力的。

　　终于等到了她“有事情”———由中唱上海公司出版发行的《谷建芬作品选》面世了。在我盘算着是否找些和她相熟的人帮我说项，定下采访的时候，她却爽快地答应了首次见面的我———我高兴她仍记得答应过在适当的时候会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于是在她参加“两会”的间隙，我终于在她住会的宾馆与她相对倾谈。

　　我感谢曾经反对我的人

　　那天其实并不很像一个采访，我并没有提很多问题，她似乎了解我想问她的一切，多数时间我在听。一开始她就告诉我，她一般不愿接受采访，因为很多媒体采访她其实是对她的学生感兴趣。另一方面，她觉得作为搞创作的人更关心自己作品的影响，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因而不愿作品以外的花边更多地渲染作者。她说：“作者说话是通过作品有感而发，听众则通过作品感觉作者的个性、人品，我不愿其他东西干扰或者说污染这种渠道。”

　　谷建芬平静而清晰地娓娓道来：“有些事不是我不愿说，而是它本身处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时代发展太快，有些变化相当深刻，怎么去感觉，怎么去讲，身在其中的时候不一定讲得清楚。我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我反省自己创作上比较年轻也就是我的黄金时代，作为作者我有相当大的争议，我当时所处的环境给我相当大的压力。80年代初我为什么写《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是在刚刚改革开放历史碰撞的那一刹那，我不能不说出这个话来。年轻人是听歌唱歌的主体，但那时我们国家刚刚从‘文革’走出来，他们没有歌儿唱，他们饥不择食，所以他们拎着录音机，听邓丽君，戴蛤蟆镜，穿喇叭裤，在当时作为长者或是很多人看不惯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是同情这些年轻人的，孩子没歌儿唱，是怪老子没给他准备好。这给了我警示，要赶紧做好工作，那时候就创作了一些流行歌曲。当时我真是四面楚歌，批我批得很厉害，说我的音乐毒害青年，我的母校也说‘没想到谷建芬堕落到如此程度’。我于是没必要扭扭捏捏，我只有写出我的作品，让唱得最好的歌手呈现在社会面前，让我的作品、让培养出的人才去回答。”

　　这就是她当年的选择，她说是“不服气”才开办了那个后来名满天下的培训班。那是一个不会再有的歌手培训班，所有的学生都经她精心地选择，不是“唱歌让我感动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让我流泪”的她不要。学生的品德也是她考察的重要方面。那些学生不仅不需要掏钱，除了好好唱歌之外，生活上还能得到她和老伴儿的照顾。学生们也果然争气，苏红、李杰、毛阿敏、解小东、那英等人接二连三在国际国内各种流行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她成功地证明了自己，也为中国的流行乐坛留下了一笔财富。她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中，处在旋涡中的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那些压力对我意味着什么，现在我非常感谢20年前的压力和那些反对我的人，那给了我力量，这是多少年的感悟啊！在经过若干年的时间，远离那个环境后，我现在可以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我有很多好作品压在手里

　　似乎，理顺了历史，我们才能清楚地面对今天。现在的谷建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开会，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了各种社会活动，三分之一的时间才是创作。作为音乐人著作权协会的副主席，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唯一的音乐著作权人代表，她把维护音乐人的权益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职责，因此性格率直的她也得罪了不少人。她说：“为了今后我们的音乐家的音乐生命更长，更有保证地工作，这个工作非做不可。现在我们很多音乐家没有对自己的作品命运把握的权利，作品很多地方很多人随便拿来就用了，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音乐家看电视经常是不高兴的，很可能就看见自己的作品被随便用，被弄得面目全非。你哪怕付一分钱也是对音乐家人格的尊重。有人认为谷建芬就是想要钱，如果是要钱，我作曲就足够了。我的作品使用的黄金期已经过了，我是为后来的人铺路，如果我不做好这件事就对不起大家。这比写多少作品都值得。”为此她花了不少精力，她称自己虽未学过法律，但在人大开会，听专家、学者讲话多了，也受益匪浅。

　　但诚如她所说，作曲家是通过作品和大众交流的，近些年谷建芬与大众的这种交流的减少是否与她事务性的工作太多有关呢？不想这触及了她的一个烦恼：“我一辈子写了那么多歌，人家只看到成功的，其实我90%都是失败之作。成功的点越高，再超过更难。音乐是要维系艺术的真谛的，不能胡乱写了作品搁到社会上去让人诅咒。”我告诉她，乔羽老爷子如今最大的苦恼是，自己想写的没有人要，别人想方设法要他写的又是他不愿写的。她立刻深有感触：“现在社会极强的功利化的东西使得现在只有文化没有艺术。马上有钱的，是人家让你写的，你自己写的人家不给钱，太功利的作品我不愿写。我有很多好作品都压在手里，没有人给。也有人想买我的歌，我说不卖，你买了又有什么用呢？那首歌又不适合你。那些歌留着吧，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拿出来。”

　　我不能一年一年再等下去了

　　谈起作品，自然而然就说起出作品集的事。谷建芬说，出作品集她想了很多年，原来是期望别人给她做的。然而她感到悲哀，大家都关注市场上的歌手，没有人为她做这件事。她说：“60岁的时候我想给自己做个事吧，到了65岁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一年一年等下去了。施光南的作品音乐会对我震动很大，虽然是开了，毕竟人已经去了。我个人出资，找了很多家唱片公司，最后是中唱上海愿意出，出我这种唱片又不赚钱。作品集里近些年的歌母带我有，早的时候就不行了。这里面有一半的歌是我自己出资录的，大约花了20几万，所有的学生都没要钱，包括刘欢，主要是租棚、乐队花钱。我很知足了，应该花的，这些钱又带不走。”

　　而她谋划已久的“谷建芬作品音乐会”原本打算与唱片一起在去年11月推出，但钱不到位只能推迟，她于是想，索性好好把唱片录好吧。就这样唱片到现在也刚刚发行。那个作品音乐会将汇集她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们。她想做好一点，打算包下整整8天的剧场让歌手们好好准备，好好走台。她说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向社会呼唤舞台艺术的回归，近年来，舞台已成了歌手拿着伴奏带上台、下台领钱走人的走穴场所。她希望这个音乐会能让观众安安静静在交响乐的伴奏下，不是听歌星的卖唱，而是听艺术家在舞台上表演。

　　尽管这台音乐会的经费问题由她本人筹集，目前仍差100万元的资金，然而率直而原则性很强的谷建芬表示拒绝商业炒作，她说：“我不值那么多钱。”开个人作品音乐会是很多作曲家毕生的梦想，她想保持它的纯粹。她甚至希望听众以平静、淡漠的心态来一起感受并见证那些歌、那些人，以及与那些歌那些人共同经历过的时代。

　　谷建芬说，音乐会如果能开完，算是一个段落，那她将会开始另一个未做的大事：写一部歌剧，将自己想说的很多东西用音乐说得淋漓尽致。

　　我在心里悄悄地祝福她。(文／本报记者刘净植;摄／本报记者卢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