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淑华、通讯员陈明莲报道：清明节前一天的傍晚，天空落了几滴小雨。晚上10点，记者在首都剧场门前见到演出刚刚结束的濮存昕。卸过妆的濮存昕一脸疲惫，他手里捏着两页纸，“我给伟鹏写了一封信，跟他说几句话，这是在演出间隙写的”。

　　濮存昕是几小时前才得到伟鹏(化名)去世的消息，“他是个好小伙，没想到走得这样快，”濮存昕说，“拍完宣传片后我把手机号给他了，可是他一直没有拨过这个电话号码，我知道他是怕麻烦我。”

　　昨天是伟鹏病逝的第一个清明节，濮存昕委托专人给伟鹏送去了一个花篮，他说，这是第一次在清明节买花祭奠亡人。在郊外一个骨灰存放处，记者看到伟鹏的骨灰盒上的照片，那是一个青春健康的面孔。

　　中午，记者拨通了伟鹏父亲的电话，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孩子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就是那个传染给他艾滋病病毒的人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他，而现在那个人还在社会上逍遥，这将危害更多的人。”

　　他感谢濮存昕还牵挂着他的儿子，希望濮存昕为伟鹏写的祭文能帮助更多的人正确对待艾滋病病人。

　　好小伙：

　　今天北青报的小郑告诉我，你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死去了。明天是清明节，是你故去的第一个祭奠亡者的节日，在这儿，我向你默哀了。

　　今晚我在演话剧，在闹肚子痛，挺住无力、疼痛的身体，脑子里想到了你。你不幸染上艾滋病，与这个病魔搏斗，忍受了多少个日夜呀。

　　我与你相识是在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广告拍摄现场，我看着你挺着无力的身体，说话时喘着粗气，头上被大聚光灯烤出了汗，那时是暑热还没退去的10月初。然而在现场，你主动配合我们，为拍摄的问题出招儿。你不管是否在拍摄，总不断地和我说话、聊天儿，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一种责任感的，因此，我认为你是一个热情的、善于帮助关心别人的人。在我们分别时，坦率地说，我经过了一番考虑把名片留给你，并写下了手机号，希望你有事就与我联系，如果病情好点儿，我请你看《茶馆》。可是，你没有打电话来，你是客气，怕打扰我吗？我知道你是需要别人关心照顾的。我还听另一位记者说你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体献给了医学研究，这更增加我对你的尊敬。

　　如果说灵魂不死，你的灵魂以及美德将激励我把防治艾滋病宣传员的工作做得更好。请你死而无憾吧，因为你已经成为值得我和很多人怀念的形象。

　　安息吧，好小伙。(濮存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