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杨澜，其时，她是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的主持人；两年后，杨澜再次接受本报访问。话由是因为中断一年后的《杨澜工作室》的重新开播。

　　不同的是，《杨澜工作室》隶属阳光卫视，杨澜本人同时是拥有阳光卫视的“阳光文化网络”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采访在杨澜的办公室进行。办公室在上海永嘉路一栋旧式洋楼里。据说，楼房的旧主人是荣氏家族。

　　“杨澜”是新的

　　记：从《杨澜视线》到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和区别？

　　杨：《杨澜视线》现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品。那是我在美国上学时，利用业余时间跟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的一个关于美国社会和人物的专题节目，每集20分钟，基辛格、沃尔特.凯特、美国戒毒所、百老汇的歌舞剧等等。到凤凰以后做的《杨澜工作室》就是纯粹的访谈节目了，形态上跟《杨澜视线》没有联系，但看问题的视角都有我的个人色彩。

　　记：“阳光”的《杨澜工作室》呢？

　　杨：新的《杨澜工作室》会有更多的资源，从节目的经费到人员的配备来说，都会好一点。量也比过去大了，过去是一周一次的节目，现在几乎是一周两次。形式上也有所区别，过去采访的人物主要是局限于两岸三地，这次可能会多选一点海外的，4月去美国做了奥尔布赖特、通用电气的杰克.威尔奇，还有福布斯家族、音乐家谭盾等等。六七月份可能要去俄罗斯和法国，下个礼拜会去台湾，联系的是李敖、余光中、龙应台，还有一些政治人物。从影像上来说，过去是图解式，一对一的访谈，现在我们会更多地运用历史资料和一些跟拍的现实场景，视觉语言会更丰富。

　　记：阳光卫视在大陆、台湾、香港都有落地吗？

　　杨：阳光卫视首先是在香港上亚洲卫星的一个频道，在台湾和香港我们都是全面落地，成了当地的一个有线频道了。在大陆，我们有广电总局的落地许可，可以在宾馆、小区落地，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和大学等等，从商业的模型上来说，我们并不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电视台，而是一个节目提供商。

　　单单把自己看作一个电视台的话，和其他电视台可能是一种竞争关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节目提供者，通过发行节目，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观众，在商业模型上跟过去的卫星电视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记：“工作室”改版，在形式上有所参照吗？

　　杨：没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参照。现在中国电视已经过了形式的阶段。过去的形式太呆板，所以大家追求形式的新鲜，但是就访谈节目来说，全世界也就这么几种，要么在演播室里把嘉宾请进来，纯粹是访谈的那种；要么是走出去的，到生活的场景中把记录和访谈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内容本身，在于你谈什么东西。节目形式上我没有特别的绞尽脑汁去做翻新。我对“工作室”导演的要求就是让人看到画面是用心的，不是乱七八糟、没有想法的，是朴实的，不要做花里胡哨的特技呀什么的。朴实，但要精致，就像一件好的衣服剪裁很简单，但是针脚要精细。

　　记：对美国的主持人你特别留意的是谁？

　　杨：我挺喜欢戴安.索耶，她是ABC的主持人，也一直做人物访谈，她和芭芭拉齐名，芭芭拉更老一点。我比较欣赏她，她有个人的风格，她的节目有记者采访的新闻，也有人物的特写。她在采访的时候，不光有比较犀利的问题，同时保有优雅的个人风格。

　　记：网上在议论你的主持风格。

　　杨：我觉得自己的风格还在形成中，我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我觉得它是跟一个人的性格连在一起的。我就是希望自己的节目真诚、朴实，同时能够有深度。我现在看自己两年前的东西觉着没有什么深度了，当然5年后再看现在的东西，又觉得没什么深度，因为感觉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不一定是直线进步，有时是上上下下的。最起码要做到言之有物，不刻意关心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很聪明或者是不是很有风度，重要的是不把自己作为观众和信息间的一个障碍，我希望我能做一座通畅的桥梁，如果一个节目做完了，观众没觉得我碍眼，即这个信息没有在我这里受到阻碍，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形成一点风格，而不能把风格放在内容之前，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我是开专卖店的”

　　记：“阳光”片库的许多节目购自美国历史频道。历史频道的生态如何？

　　杨：纯粹是纪录片，一个纪录片接一个纪录片，只有很少的节目有主持人。历史文化频道成立有6年时间了，在历年的观众和广告客户的调查当中，都是最多观众喜欢和广告商认为最有价值的频道，永远都是前3名，甚至高过新闻的频道。他们不仅能够在社会上赢得尊重，商业上也很成功，每年的利润比某些大的电视网都要高。同样的内容，他们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比如说书啊、纪念品啊、教材啊等等，它的节目有比较高的教育内涵。我们比他们更进一步，因为我们还发展宽频这一方面。宽频的内容需要观众来点播，需要付费收看，因此它应该比较有教育性和互动性。传统的新闻和娱乐节目，观众是可以在其他频道中免费看到的，所以这类节目相对于宽频价值就要低一些，而有教育内涵同时有娱乐外表的这类节目是有很大市场的。

　　记：美国人怎么会在六年前想到做历史频道？

　　杨：美国电视业的空前发展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卫星电视通过有线网进入家庭，频道陡增到上百个。过去人们都是在大的综合频道的基础上相互竞争，在美国也是，三大电视网，加上现在的FOX，基本上都是走综合的路线，以新闻为主，包括电视剧、各种综艺节目和体育节目等等。但是从频道增多开始，就必须走主题频道的路子。中国的电视频道在过去这几年一下增加了好多，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可以收到40多个频道。这40个频道内容的雷同是非常惊人的，内容的编排也惊人的一致，因为每省都有当地惟一的卫星频道，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综合性的频道。这种设置对这个省来说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对观众来说，又是不合理的。无论哪一个频道，它的节目组合都是非常类似的。在这种情况下，特色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另一个需求就是选择的稳定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打开某个频道就能找到他喜爱的某一类型节目。这就是主题频道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开一个庞大的百货公司，我是开专卖店的，当百货公司的货物都差不多的时候，有些商品就想到专卖店去买。

　　记：从收视资料看，最热衷“阳光”节目的，都是在25—49岁之间的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男性。

　　杨：以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为主，并不排斥其他的人，但这部分人可以占35%以上。很奇怪的是，香港有很庞大的白领打工层，这些人一般都不看电视，他们只看CNN、CNBC的新闻和经济新闻，但我们这个频道在他们那儿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香港商会或是专业人士的俱乐部里，我听到了非常好的反响。过去他们不看电视，是因为他们觉得国语的节目很难使他们得到足够的信息量，我们的节目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

　　记：随着开放进程的更加深入，国外的媒体进来，阳光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吧？

　　杨：留学之后决定回来，我现在认为是一个很对的选择，就是因为认识到电视的本土性问题。比方《探索》频道这样的节目，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是没有办法跟它竞争的。我们不可能动用大笔资金花三五年时间去拍一部关于非洲狮子的片子。又比如正在播出的美国历史频道的《人物志》节目，人家每个片子都是几十万美金拍出来的。我们的《人物在线》都是几万元人民币拍的，远远没有人家那么精美。但是在北京的收视率，(《人物在线》)为什么比它还高呢？(因为)人们对自己周边的人物更感兴趣，对与他相关的事情更感兴趣，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怕与他们竞争。再说，这类节目全世界有许多供应商，不是一两家可以垄断的。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对产业界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在媒体方面，开放还需要更多的时日，不可能是三五年的事情。

　　还有，我们想寻求的不是一个娱乐节目的广大的空间，而是市场的某一个部分。历史文化节目和娱乐节目、新闻节目是不一样的，可能会有竞争者，但是，毕竟我们已经走了第一步，目前还没有第二家在做。我们的市场定位是大中华，我们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海外去，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纯粹的大陆公司(或媒体)还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也未必有什么优势。

　　记：你在书里说到越来越喜欢人物访谈，因为别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生的故事告诉你。

　　杨：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对我挺敞开的(————当然也有个别守得挺紧的)。我想原因一个是我读了足够的东西，他们觉着我很认真，另外他们觉着我能够问到一些他们真正在思考的东西。有时你想一个人也不认识，就和他坐在一块，从不认识到认识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听他说出他一生的故事，想一想也是挺难的，有些就做得比较好，有些还有遗憾。

　　记：做人物访谈的这个过程就很有收获。

　　杨：采访王光美时，她好像认识我许多年似的，特别热情，当然她本身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做片子开头结尾的时候，我是把自己跟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我说我这杨澜的“澜”字也是带有时代色彩的，诞生在“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嘛，我说当我诞生的时候也是我的采访对象最遭罪的时候，所以好像和她之间有一种莫名的联系。她给我的一个感触倒不在于她受了多少苦，而是在这受苦当中体现了一个人的尊严，还有她的宽容。比方她6岁的女儿被人教唆在她面前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王光美说，当时她一言不发就走过去，看都没看女儿一眼。这事儿肯定是身边的人干的。王光美说要去查能查出来，但要查了，那人不会倒霉吗，别再有人倒霉了。

　　听他们故事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启发，比如采访黄永玉的时候，当时我生活工作中正遇到很多不顺利，我就得到很多启发。在文革的时候，他也很遭罪，他居然能够白天挨批斗，晚上去看摔跤比赛，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有？

　　他说，历史是很容易淡忘的，人的感情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很轻的。不必太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儿。你所受的痛苦并不是你第一个受的，过去有很多人都受过，也会忘记的，也会过去的。这样的时候你就会超脱你的痛苦了。他自己不知道，但当时给我的震撼特别大。

　　人生就是“活该”

　　记：站在外人的立场看，你的事业一直在往上走，这中间有不顺利的时候吗？

　　杨：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都是很不顺的，但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为什么不高兴的事非得让别人知道？过去的五年不开心的东西挺多的，但是不需要跟外人说。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顺利的。最近在看黄仁宇的《黄河青山》，看得特别的“心有戚戚焉”。原来以为他是一个大学者，他能有什么不顺利的？但是，他讲到他被大学开除过，他的书得不到出版，他的车坏了，又赶上暴风雨，他那种惶恐，世界末日到了的那种感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在于他最后的成就。每一个人都会有挣扎的感觉。以后看了会是一种财富，但当时的确是都不好受。

　　另外我觉得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你有虚荣心呵，患得患失呵，交织在一起，你的不顺利并不一定都是环境造成的，也有你个性弱点的原因。

　　记：你离开《正大综艺》是有些厌倦感，那么现在，有满足感吗？

　　杨：现在的满足感很大，但是很忙。不过忙是自己找的，是活该。我有一次偶然在飞机上看到别人对(演员)李琦的一个采访，他说人生就是“活该”二字：如果你嫌自己闲着，那你是活该，谁让你不去找事儿；如果你觉得忙得要累死，也是活该，谁叫你要找那么多事儿来做。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

　　记：申奥占用的时间多吗？

　　杨：这两个月特别多。现在在做文稿的最后修订，7月份去做最后的陈述。我们每一个题目都有一个专家小组。但是从英语语言的角度，从表述方式，从文化上的一些阐述，是我自己的主张。比如说，(北京陈述)文稿结尾的时候--评估团印象很深的，在最后陈述里也会用这个例子--说七百年前，马可.波罗来中国，回去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当时的欧洲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虚构的作品，所以在马可.波罗临死前问他：你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不是真实的？马可.波罗回答说：我告诉你们的还不到我看到的一半。我是想以此来说明，中国已经开放二十年了，但是还没有奥运会这样一个大的国际盛会来把整体的中国文化呈现给世人。中国文化有一种包容性，是与奥林匹克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相吻合的。

　　记：你好像对本次申奥极有信心。

　　杨：有的人担心西方人从政治角度来为难我们。我倒不担心。我觉得越是从政治角度看，我们的胜算越大。如果能在人口最多的国家推广奥林匹克精神，对奥林匹克运动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机会。8年前，我们更多的是看奥运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现在，我在陈述中强调的是：中国能给奥林匹克带来什么。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不一样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程度也比过去大得多。本报记者 夏辰/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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