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运动员的服饰也越来越透露浓浓的时尚味道

　　澳大利亚原住民花纹，法式白色报童帽，美国“盖茨比式”海军蓝夹克，中华传统色……奥运会也许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时装秀，他们值得万众瞩目。但也因为这注视，他们的身体不再是“自然”的身体。

　　本届奥运会开幕式中最轻松优雅，并暗暗显示运动与时尚紧密关系的，是澳大利亚队的入场礼服。蓝白色为主基调的运动款，由深蓝色的便鞋向上渐变，以银白色的棒球帽为结束，渐变色的纹理与太空感荧光效果，恰好与2007年米兰秋冬时装周中的Prada不谋而合。当然今年春季当红的宽腰带也可以在法国队的女运动员身上看到。如果仅把开幕式当成一场服装秀，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就像《纽约时报》时尚评论员艾里克·威尔森的品评：“加拿大队的年轻人穿着粗劣的短袖夹克，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活像一群推销员”；“俄罗斯队的花衬衣使他们像一队华丽的牛仔，但站在一起又失去了重点”；“非洲国家的运动员都是印染和配色高手”；“拉丁美洲人更擅长利用帽子这一元素”……但当演绎服装的模特是展示身体之美的运动员，他们身上的衣服就不仅仅是花色与款式这么简单。

　　弗朗索瓦·苏拉日是巴黎第八大学和国家艺术史研究院的教授，开幕式前一天，他在法国文化中心进行了一次题为“运动的身体和媒体化的身体”的演讲。这个玄妙的题目由法语讲出来，更显玄妙。教授说，我们可以从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角度来分析奥运会，却很少从知识分子智力的层面讨论奥运会。我们对体育的思考总是被动的，总是在电视机前茫然地盯着屏幕，不像在伦勃朗的一幅画前那样努力思考。教授思考的结果是：从古希腊时代起运动员就被当做介于神与凡人之间的“英雄”，他们努力抵达极限，试图冲破身体的悲剧性，又面临与他人的竞争，但当第三个身体——观众出现时，运动的身体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的身体。运动员身上萦绕着敏锐的目光，他们成为高人一等“优越的身体”，可以获取利益的“金子的身体”和仿佛永不衰竭的“图像化的身体”，这种附着了想象的身体，正是由媒体和时尚品牌推波助澜而成。

　　今天也偶尔可以看到把时尚与身体全然割裂的情形。美国版《Harper’s Bazaar》8月刊有一组“奥运大片”，华裔女星刘玉玲为模特，她身着迪奥定制礼服站在拳击台上，挥舞香奈儿2.55包作为铁饼，脚踩Giuseppe Zanotti鞋子玩平衡木，以抓举姿势拎起两只镶满铆钉的Gucci包……运动与时尚的平衡在刘玉玲身上扭曲变形，身体全然被咄咄逼人的大牌掩盖。这组大片相当复古，仿佛正是20世纪80年代福柯批判的对象：“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与自我意识，只能通过投入身体的权力的运作效果来获得：体操、体育运动、肌肉锻炼、裸体主义……脱下你的衣服吧，要苗条、好看，最好晒成古铜色！”

　　更多的时尚工作者认识到，仅仅谈论衣着而忽略身体是搔不到痒处的，就如同在博物馆中观看服装展时的不适，那种灰扑扑的宁静和无言的垂挂，以僵硬的姿态制造着一种陵墓效果，半明半暗地喻示着一些丧气的事，比如身体可恶的衰萎、生命令人恐惧的消逝。英国V&A博物馆便力图消除这种恐慌感，与奥运会同期开幕的“Sport vs Fashion”展览中特意设置“嗅觉环节”，收集了运动中人的汗水，在特别的场馆中散发气味成为背景，以达到服装与观看者之间“健康、性别、年龄、情感甚至攻击性”的交流。展览内容是些零星片段，串起了时尚与运动由彼此割裂转为相互融合的短暂历史。大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香奈儿，这位女士汲取来自“海的那一端”——英格兰的灵感，推出了斜纹软呢(特有的英式男装布料)、水手领女装上衣、条纹运动衫、贝雷帽以及海军蓝与白色的搭配，此时运动与时尚的偶然结合，大概出于这位女士的个人爱好，她曾宣布：“我发明了女士运动服，不是因为运动在女士中流行，而是因为我热爱运动。”之后20世纪60年代迷你裙的疑似发明人安德列·可瑞吉推动了运动式成衣与“球鞋怪人”这一物种的出现。紧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健身热潮与莱卡的发明，使运动鞋与运动胸罩成为当红单品，甚至被看成女性解放的标志。1996年，女性购买运动鞋的数量第一次超过男性，1485万双比1167万双。如今时尚与运动的交融不再是某一季突发奇想，在时装中增添一丁点运动元素，而是真正进入专业运动领域，于是有了山本耀司和斯黛拉·麦卡特尼与阿迪达斯的合作，亚历山大·马奎恩与吉尔·桑德尔改造彪马，保罗·史密斯将锐步的标识简化，川久保玲为Speedo泳衣画上荧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