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诺什这次终于来到北京，与观众面对面交流。 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新桥恋人》

《蓝》

《英国病人》

　　3月底4月初，法国影星朱丽叶·比诺什首次访华，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她所到之处都以三重以上的身份示人：电影、舞台剧演员、画画的人、跳舞的人(今晚她就会第一次在你我面前起舞)，还有出书的人(美术+诗歌创作集《眼中的肖像》下周就有签售活动)。

　　当然让我们认识的，首先是比诺什所拍过的27部片子。不管你是不是她的影迷，也肯定随口就能说出几部来。

　　本周，比诺什把扑腾不止的自由心灵带去了中央戏剧学院。问答之间，互看之间，她的一幅独白赫然眼前。

　　我，朱丽叶·比诺什，生于1964年3月9日，巴黎。我爸爸是雕塑家，也是戏剧导演，妈妈是演员。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剧场后台的走廊、气味、化妆镜上倒映的灯光、朋友们的欢笑、服装的色彩。那时我两岁。我还有个姐姐，她拍纪录片，也摄影。17岁那年，我在学校里参加戏剧比赛，那时候我就知道，不管是演戏、当导演，还是当舞美设计，总之我肯定要走家人的路。

　　我开始上戏剧学校，还常找老师开小灶。我很幸运，老早就有电影制片人把我拎了出来。18岁，我不想再待在法国。我要出去，我要长大。

　　现在我已经拍了27年的戏。跟我合作过的法国导演，安德烈·泰西内、莱奥·卡拉克斯……好多人，一下想不起来了。后来，我拍了很多英国、美国的片子，跟菲利普·考夫曼、安东尼·明格拉他们合作。还有很不一样的导演：像奇斯洛夫斯基，波兰；阿莫斯·吉泰，以色列；阿巴斯，伊朗；诹访敦彦，日本；侯孝贤，台湾……我就是喜欢灵魂自由，去和不同的心灵和力量相处。

　　我一向喜欢跳探戈，因为有人领着，给我安全感。不过最近以来，我一直想回到舞台上，当自己的导演。我在巴黎演了三场戏剧，在伦敦和纽约的百老汇也各演过一场。以前我问过阿巴斯，能不能做他的学生学导演，但就像他说的，我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有时我真怕自己吃不消。现在呢，我和阿库·汉姆一起创作了舞蹈剧《我之深处》，在路上巡演了半年。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站，就在这儿，北京。

　　巴黎，那是我的城市。青春期，我在这儿看电影，逛博物馆，初恋。我的生活，我的艺术，全都从这里开始。可现在我已经搬出去了，因为巴黎它越来越脏，越来越吵。城市都是有局限的，我需要大自然。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15岁，一个9岁。那么，你们现在大概已经清楚了我的身世。

　　上路

　　拍《新桥恋人》，学会相信未知

　　在拍《新桥恋人》以前，我和卡拉克斯已经相爱了。当时是1987年，我们拍完《坏血》不久，正一块儿去度假。他一边写剧本，我一边给他画像。《新桥恋人》正式开拍前，我们要慢慢去适应跟平常很不一样的制作过程。我要学着在没遮盖的桥上，和野猫一块儿睡，还要到妓女出没的廉价小旅馆里过夜———开始我一点都没意识到那有多危险，直到有一次我差点被强暴了。还有一次，因为我衣衫不整，警察看我不顺眼，就过来把我带走了。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倒是下意识去体验受辱的滋味，看看自己承受力能到哪儿。

　　然后就开拍了。我们想要像拍《坏血》那样，用一点点成本，慢慢地去拍一部很深的片子。工钱很少也不要紧，这种拍法，我们觉得比那种钱多得变态，却刷刷刷就能拍完的贵戏有意思得多。可拍着拍着，我们就没钱了。《新桥恋人》这片子，我们前后换了三次制片人。第一个从一开头就喊穷，到真没钱了，我们只好停下来，一等就是9个月。那段时间，我们都很丧气，觉得是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押在那片子上了。

　　后来第二个制片人来了，从瑞士找来一笔钱———钱是什么来历，我们都不清楚，但也只好将就了。谁知道很快又撑不住了，这次更艰难。于是我只好拼命找事儿做，都是体力活：两小时练舞，两小时画画，两小时练台词，不能停下，一停下来心情就落到冰点。幸亏后来遇上了克里斯蒂安·费西内(第三任制片人)。片子重新开拍后，我跟丹尼斯·拉旺(男主演)又开始了露宿街头的日子。但一次拉旺不小心割伤了手，我们只好搬到南部干净一点的地方去，造了一座假桥。片场附近有很多牛，剧本里写的本来是城里的事，但有时拍着拍着我们会忽然听到“哞”一声，或者蛐蛐在叫唤，可好玩了。

　　经历过这一段，我们学会了要有信念，也学会了相信未知———后来，当一段爱情结束时，我才有能力放手。

　　与奇斯洛夫斯基

　　每场戏都跟他讨价还价

　　接下《蓝》的剧本之前，斯皮尔伯格找过我，问我要不要演《侏罗纪公园》。我看了剧本，觉得故事好玩是好玩，但好莱坞的电影，不是我的目标。你看好莱坞的惯例：电影拍成功了，以后还会重复这么去拍。可是每个演员都有独立的、符合自己感觉的路。我拍电影，希望每一次都在创造，每次都在讲新的故事。我既能受启发，也能反省内心。

　　那时候，有个朋友刚刚失去了丈夫和孩子，看了《蓝》的剧本，我总觉得自己欠了她什么，于是就把片子接下来了。跟奇斯洛夫斯基合作，我们一下子就驳通了，他根本不需要说一句话，只要他人在那儿，我就能明白他要的是什么。

　　《蓝》的故事写得简单，没有宏大叙事，不是要刻意取悦人的那种片子。他到我家找我谈完，过了一周就开拍了，可服装还没做好。那时我已习惯了拍戏前的晚上穿着服装睡才安心。奇斯洛夫斯基就对我说，别担心，服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演出“私密”的感觉来。

　　当第一场在医院的戏开始，镜头对准我的那一刻，我马上意识到，演这片子真的多少需要一种“裸露”：我总是需要透过眼睛这种“可见”的物体，去表现“看不见”的情绪。你问我是怎么做到要哭就哭得出来的？其实那种时候，我首先要压抑着尽力不许自己哭，这样眼泪反倒出来了。

　　但奇斯洛夫斯基习惯让演员排练四五次，然后一个镜头只拍一次就过了。我不同意。因为排练中我是这个样子，正式拍时我不一定就是这样子的，于是每场戏我都要跟他讨价还价，力争拍第二遍。不过拍到后来我感冒了，实在没力气，只能由它去了。

　　有关爱情 有时候心里野得像着了火

　　1986年，《坏血》

　　2009年，舞蹈剧《我之深处》

　　没错，我所演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关爱情。我们偷生于世上，爱是惟一的路。我随时都乐意去探索这个主题。

　　最初排舞蹈剧《我之深处》，我想要寻找演技和身体动作之间的联系。当人家提议“试试看”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但一刹那冲动我就答应下来了。没受过舞蹈训练，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敢去试。从小我就特倔，特激烈，我只喜欢跟男孩儿玩。有时候心里面野得就像着了火，我根本拿它没办法。

　　阿库·汉姆和我花了一年多，一直在探讨“爱情”问题。希腊人说爱情有14个层次，这种说法给了我很大启发：他们说最底层的是婴儿吃奶时，那是人第一次被他人“吸引”，因“需要”而爱；最高一层是神之爱：只付出，不求回报。在这两者间，有很多层次的爱。我过去有几次恋爱很失望。现在我明白，如果你想要到高处去，就先要往低处走。在《我之深处》中我问“爱是什么”时，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爱”了。就好比有时候爱情把你推到了死角，你完全茫然了。而要是你有能力从迷离中“升”起来，就会有新发现。两个人要是真心相爱，就会超越嫉妒心、占有欲和恐惧。

　　中国“新浪潮” 贾樟柯每部电影我都喜欢

　　导演擅于倾听很关键，那是一种生活的允许。假如我发觉一个导演只会指手画脚，而对周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会给自己一些耐心，等到差不多时，我就会直接说出来。我一向敢说，因为如果我跟导演之间有堵墙，片子不可能拍好。侯孝贤、贾樟柯都是允许生活进入电影的导演，阿巴斯也是。

　　拍片子，我们不是要每个细节都有完美的技巧，而是要找到存在于我们内心的真，那些你敢于向世人袒露的私密。有时意外———就算拍着拍着手套掉地上了，你俯身把它捡起来，也会是个美好的场景。

　　导演还应该能和我一块儿玩，一块儿傻笑！假如我们不能分享突如其来的喜悦，那怎么可能继续一起探索下去？

　　记得在拍《英国病人》的时候，有一次忽然下起雨，于是我们停了下来，跑来跑去耍乐，无意中我跑上了屋顶，然后我就向明格拉提议说，不如你试试从屋顶上拍下来？场景很美呢。他采纳了我的建议，那样拍出来果真比原来的角度好。

　　这些年来，我们在西方有一个感觉：中国、日本、韩国的新电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记得早些年我跟很多中国的导演聊天，他们经常会提起法国电影“新浪潮”对他们的影响，可是我感觉现在的“新浪潮”反过来从中国兴起了。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我都很喜欢，我很想跟他合作。我看过姜文的《鬼子来了》，也喜欢得很。

　　你瞧，我从12岁开始就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来。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两个孩子也会过来，我们要在中国旅行一个月！ 

　　C08-C09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