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长久以来，拜盗版和翻唱所赐，海峡这边的中国人得以听到一位真正的歌者的声音。长久以来，罗大佑的歌声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慰藉着一颗颗年轻的心。随着9月初沪、杭两地演唱会的临近，罗大佑已由民间的汩汩细流汇聚成一场风暴。这是一场迟开的盛宴，而在20世纪最后一年的举行又使它具有了巨大的象征意义。莫里斯·迪克斯坦说，对他而言，60年代是在70年代Bob Dylan的演唱会上结束的。再过多少年，我们是否也会说，80年代止于20世纪末的那个夜晚，那个与罗大佑相互取暖的夜晚。

　　正文：演唱会上最孤独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得您第一次来大陆就是到上海?

　　罗大佑(以下简称“罗”)：对。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大陆演出首演也是在上海，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缘份？

　　罗：是一种缘分，真的没有办法。批文每个地方报批的方式都不一样，各个地方的人情结构也不一样。所以这次来来去去工作一两年这样弄，今年的批文是最顺利的。这只能说是一种宿命，一种缘分。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第一次来大陆之前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陆有这么高的声望？

　　罗：多多少少听到有朋友在讲，可是我总是没有面对这么多朋友嘛，实际上有点意外。

　　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您的歌通过盗版的方式已经在大陆流行很多年了。

　　罗：其实盗版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它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必要之罪。

　　中国新闻周刊：您曾经在演唱会live版的专辑中写到过您在演唱会上是感觉最孤独的人，每次演唱会之后都有一种被击败的感觉，为什么这次还能鼓起勇气作现场的东西？

　　罗：这与做唱片是一样的。出一张唱片，花很多时间去积累下来。我是这样，到唱片出版的那一天我就不会去听那些歌了，当然在做宣传的时候，面对记者朋友或是上电台的时候那是例外。因为前面要反复地听嘛，我会一直这样上百次。等于你的创作就是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咀嚼的一个经验。你咀嚼这么多次，到录完为止。如果花两年时间制作的话，我面对这些歌已经两年了，也是到了一个应该面世的时候了。演唱会其实也一样，要求你全力以赴这样子。我一直强调演唱会之前是我人生里最恐怖的一段时间。累积那么久的时间，累积那么久的能量，然后大家都已等在外面了嘛，人家钱都已经付出来了，唱片公司都已经在银行里面收利息了，你坐在那边会说我不办了？对不对？所以演唱会那种两军对垒、蓄势待发的感觉很强烈，我一直把演唱会当作战场。

　　中国新闻周刊：那在演出前的5分钟是不是很紧张？

　　罗：那当然啦，那还用讲吗。

　　中国新闻周刊：在华人歌手中你是第一个发行live唱片的，但是你的现场演唱会比较少，跟你的地位不太相符。

　　罗：我在1998年8月29号纽约林肯中心办演唱会之外，我之前的演唱会至少要算到1984年底的那场。我是很怕做演唱会的，因为演唱会有那种焦虑，总是有那种期待，非要在那个right moment。那么久了以后又到了这个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总觉得那么久的音乐似乎应该做一个交代了。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没办法。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该把它做掉，给自己的挑战还是得面对。

　　中国新闻周刊：在大陆开演唱会是不是您的一个大的心愿？

　　罗：当然算是，因为大陆有那么多的城市，我在台湾开，了不起就是台北、台南、台中再加上高雄这样子。肯定要感受那种大江南北游走，每个地方，每个都市不一样的人情风土那种感觉。好像人到杭州，人到上海，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格局。当然上海也是大很多，我还开玩笑说好像杭州的美女被上海抢过去不少。到了北京来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广州嘛讲粤语的人又多了一点。可能去西安去昆明都不一样。我个人是很喜欢在不一样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人的文化特质。我个人是很喜欢学习。我们学医的人，比如你学眼科，耳鼻喉科都要懂一点。尤其我是学放射科的，全身都要懂，从脑部到脚底，每一科都要请示我们这一科的意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内部去，其他没有专科医生是这样的。所以对学习会有那种兴趣。

　　150多首歌其实非常少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从性格上讲您是不是还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罗：一向是这样。做创作人蛮多的时候还是要面对自己，很多时候要去写一些东西。所以创作就是你在做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写过，别人也没有写过的方式或情感，这才是创作嘛。但有时候有些歌会类似一点。像我有两首歌，一首是《是否》，一首是《爱的箴言》。这两首歌主歌的和弦一模一样，创作时期也正好是在那一年创作。在那么类似的情况下，这两首歌还是不一样。我跟你说你要是做一个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一种歌或情境，它其实是很辛苦的。我们很不容易写一首歌出来，这首歌就是不跟别的歌词撞到，它又有足够好的旋律，它可以唤起大家对一种相同感情的认同，这个过程我认为它是相当难的。创作到某种程度，模式甚至整个被打破掉了，因为大家觉得这样的模式已经太多了。所以创作会不断地被革命掉、被推翻掉，新的模式会不断地起来。乐器也是一样。创作是那么辛苦的一个过程，我写了20多年歌也不过写了150多首嘛，好像很多，其实非常少的。20多年来就一直靠这个来挣饭吃。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段时间墨镜和长发是您的标志，您是什么时候剪掉长发，摘下墨镜的？是不是剪掉长发的那一瞬间自己觉得应该改变，应该有所突破？

　　罗：对。也不是有所突破，头发其实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并不特别把它当作一种造型。就把它当作自己，怎么讲，自己工作生活两方面都算是可以游走其间。比较不会受到自己内向的个性的干扰。以前我面对摄像机是比较担心的，所以那时需要墨镜也是这样的道理。86、87年吧，墨镜就慢慢摘掉了。

　　中国新闻周刊：到美国以后。

　　罗：对，等于是要慢慢地熟悉环境，这个行业，各种场合。久了以后就习惯了，我想每种行业都是一样的，教书教久了不用看书本也可以背出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有一种说法，因为你学医，作放射科的医生，所以才养成戴墨镜的习惯。

　　罗：没有，放射科的医生人家穿铅做的衣服，戴墨镜怎么够。墨镜防护是不够的，肯定眼睛早就瞎掉了。

　　第一首歌的由来

　　中国新闻周刊：您自己说最早的一首歌是《歌》，但是有资料说是《乡愁四韵》，到底应该是哪个？

　　罗：《歌》的旋律是最早写的。1974年，我大学二年级，刚从学校宿舍搬出来住，在学校旁边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住。写了旋律以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填上词，所以歌词就一直空白下来。我现在还记得原来的歌词，但它太滥也不好意思讲。一直到76年有一个电影叫《闪亮的日子》，突然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一首徐志摩的诗。我一直在想怎么把它配上去，想了大概两个月，其它的歌都已经完成了，就剩下那首歌还没写好。有一天我到楼上去，那时我住在5楼，楼上还没有卖出去。我喜欢楼梯那种空空的回音，突然之间我又想到那首歌，这个词谱上那曲正好。这首歌是我的第一首面世的歌，虽然只有旋律而已。《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那是后来听了民歌手杨弦先生谱的余光中先生的诗后，自己也试着谱曲。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比《歌》再晚一点点。

　　真正有一颗心会为自己的音乐负责

　　中国新闻周刊：台湾媒体早期曾经评价您是“台湾的Bob Dylan”，是一个“抗议歌手”。您有很多歌是针砭时弊的，从开始的《超级市民》、《亚细亚的孤儿》，到后来的《五十块钱》。一般说来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容易愤怒的，年纪大了以后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您是如何始终保持对社会的一种关注呢？

　　罗：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像以前那种愤怒。其实也不是愤怒吧，做音乐就是一种心意，一种感情。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多声音是太嘈杂的时候，我就觉得做音乐的有这个义务使社会稍微平和一点，多做慢一点、比较和谐、再抒情的歌，让大家都安心一点。但换一个角度，当因为各种原因，政治的敏感、各种各样的理由，(社会)变得很沉默的时候，一个艺术家有这个义务去讲一些真话，但有时候讲真话可能是很危险的。真的讲到危险，假如你知道怎样去表达这个讯息的话，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人要去搞反革命把这个政权推翻掉，弄一个不晓得什么样的政权取代它这样子。人过安定的日子总会去想怎么让日子更安定。你今天吃得不错，你明天要吃得更好。你今天工作不错，你希望明天工作更努力，你可以升迁，可以安定。譬如在一个杂志社、一家唱片公司。你的想法、你的理念可以因为更好地执行、更高的职位而做得更好。你的上司做得有什么不好可能你今天没办法影响他，但哪天你做了那个职位以后，你原来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正得更满意，然后再有一个比你更好的年轻人再把你推翻掉。中国5000年的文化、国家，她存在有她的理由。对我来说我并不忌讳谈政治，我觉得假如一个社会里大家都忌讳谈政治，都很小心翼翼的、都很沉默的话，我相信这样的社会它是有问题的。台湾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第一首《闪亮的日子》就是被禁的。那歌词有一段是“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也曾共同欢笑”，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这欢笑很好，你这哭泣不行，哭泣对社会来讲太负面了”。所以就把它改成“我们曾经欢笑，迈向成功之路”。那个时候台湾也是很封闭的。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是到发行《爱人同志》的时候才比较顺利一点

　　罗：对。其实在《未来的主人翁》的时候就已经比较宽松一点点。我很意外，有一首歌叫《现象七十二变》也可以通过。侯德健那时候也和我一样，老是在“新闻局”里吵架。后来他们也发现我们没什么恶意了。你说崔健写歌他会有恶意吗，不会的嘛。你要真正有一颗心，你会为自己的音乐负责。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写的是真话，这样的东西长远来讲对社会是有益的。我倒不觉得我会被关起来，关起来是你笨嘛。你真要有一颗心的话，歌本身能反映这颗心的。你其实在讲一些话，这些话靠很真实的情感来表达。

　　感情的同时性太重要了

　　中国新闻周刊：《皇后大道东》、《首都》、《原乡》三张专辑可以说是您在音乐创作上的一种“野心”，就是一个曲子可以不费力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来演唱，您觉得这个尝试成功吗？

　　罗：我觉得不错。中文里面有语言结构相同的地方，当然有的朋友会说我“一鱼三吃”。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有乐评说你是“投机取巧”。

　　罗：对。投机可能有一点，但并不取巧。因为很少有人去想用这种方式运用中文的几种语言，我觉得这个工作太少人在做了。你去想想它的共同性，像烟灰缸粤语叫做烟灰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想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这个民族已经慢慢变成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了。气候、吃的东西根本都不一样，几百年下来，那个东西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里表达出一种共同性。所以我想找到它的共同性，为什么海峡那边的罗大佑写的歌，大陆这边的一些同胞会喜欢。两岸相拒在1990年的时候也已经40年了，因为大家在语言里面、在歌里面找到了那些共同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维护一个民族，你维护一个国家，你维护一个家庭，维护两个人的爱情，感情的同时性太重要了。

　　电子时代的挣扎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现在发表的这150多首歌中，情歌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台湾媒体评价您是台湾第一代摇滚歌手。从您骨子里，您是喜欢摇滚乐多呢还是更喜欢抒情的东西？

　　罗：其实我都经过。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言。早期当然就是一把木吉它这样唱。到不够的时候，像Bob Dylan第一次拿电吉它上台时他是被嘘下去的。你一个民歌手怎么能做为人不齿的摇滚乐手、流行歌手做的事情。那时另一次革命已经在产生了，它其实也在从一种雏形转变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讲话的方式。到84、85年，从全世界第一台电子合成器开始，电子音乐也变成新时代的一种语言。新时代来临的时候，革命也就慢慢地来了。这种革命不是一种巨变，因为它要经过所有人的同意。我经过几个时代下来，下一张专辑可能会有很多的电子音乐。我不是希望大家来跳热舞，来摇头，但是这种语法是你本身必须要去接受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你现在每次买给小孩子玩的东西都是一张游戏光碟的话，他们这一代人可能会转变成我们完全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过程，我们最好还是要学习他们的语言，才能和他们沟通。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你曾唱到“我们不要被你的发明变成电脑儿童。”

　　罗：对，我想不要，但这也是一种挣扎一种不得已。我在讲不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预测这东西迟早要来的。我们怎样使人不被那个东西牵着鼻子走，你用电脑也是希望它能帮你工作而不是你变成它的奴隶。每个人都在用电脑，你不用，你就会变成被这个时代淘汰的人。这句话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可是假如说你也变成那么多用电脑的人中的一个奴隶的话，那我宁愿做一个人的奴隶，我不要作机器的奴隶。人类和机械文明之间应该有一种平衡。我们希望它方便，又不希望它把我们的灵魂给抢走。我们希望可以吃得更好，但不希望生活得更奢侈更糜烂。我们希望工作得更有效率，但不希望成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个工作狂。

　　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智慧不是来源于天才。我绝不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我要是有天才的话，不会只写那么一点点歌的。我就会像莫扎特一样写了41首交响曲。莫扎特是个天才，他都没有时间来改自己写的曲子，因为他实在是太多产了。如果一个交响乐团不停地演奏莫扎特的所有曲子，可以演奏一个月。最戏剧化的就是，这样一个天才，可是他死的时候下着大雨，连他太太都没有去送殡。他死后葬在哪里都不知道。真正的天才来自于天上哪里都不知道。我们这种凡人就要努力，好好地工作，多花一点时间，赚多一点钱。然后有钱了，再多花一点时间，多写几首歌，多赚一点钱。

　　莫扎特的曲子开启了我创作的心灵

　　中国新闻周刊：您觉得在您的创作里对您影响最大的歌手是谁？

　　罗：不能只有一个。Bob Dylan肯定有影响，Paul Simon也有。日本有一个歌手叫吉田拓郎，也对我影响蛮大的。譬如说莫扎特有一首曲子对我影响蛮大的，《魔笛》中《吹笛人》的那个主题很有趣，16个小节他只用了三个和弦，只有上和弦，下主和弦和主和弦三种。可是他把对称和平衡的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现在还在反复地听它，我在里面找到一种平衡感，很类似中国传统里的对称，像对联一样的对称。那首歌平衡的方式跟我后来的作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对作曲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听听看。莫扎特那个《魔笛》里面的《吹笛人》那个主题。莫扎特的曲子开启了我创作的心灵。

　　“不要把罗大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从现在华语歌坛的发展来看，大家都认为您处在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罗：后无来者不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但起码现在这个人还没有出现。

　　罗：他会慢慢出现的。10年前你谈罗大佑也就是一个罗大佑，15年前你谈罗大佑是什么？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要在累积够多了以后，他如果能真的去好好地作他的曲子的话，他的份量才会慢慢出来的。所以假如说大家认为罗大佑有什么分量的话，那这个分量我相信它绝对不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两年，五年甚至十年可以做得到的。我要放弃父母投资在我身上7年的一个医学院(教育)。我拿到医生的执照，然后当医生一年半。这些东西我全部要丢掉，我全力投到音乐里面去我才会有今天这么一点点的成就，它不是凭空得来的。我要违背父母的意志，不去做医生这样一个我更早的时候给他们的承诺。我必须要做到，就是我讲到要做到，我得给他们一个承诺，我去做音乐，我活得绝对不会比做医生更烂的，我的收入不会比做医生更差的，我的社会地位不会比做医生更糟糕，我在这一行的成就不会比做医生更差的。我对我父母的承诺一定要去实现的。所以不要把罗大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他绝对不在乎钱。我很在乎钱，我觉得钱很重要。录音室里面一个钟头三千块钱台币。没有钱你凭什么来录音呢？你打电话过去人家都不要你呀。音乐是需要钱的，你在录音室里面做音乐每一分钟都是钱呢。你找人编曲不要钱吗？你想不想找一个更好的，更贵的编曲家来编？想不想用一个更好的录音师，更有经验的？譬如在上海8万人体育场，他这个更好的经验会把8万人体育场调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会让大家觉得8万人体育场怎么会音响都不对？所以我得多赚一点钱，去搞好音响，但万一我搞的音响是好的，有了一个好的模式，以后的艺人就都可以享用这个模式。找到一个标准，大家就都可以用了。所以我很在乎钱，我很在乎钱能不能替我提供一个好的科技，让我在录音室里面做更多的尝试。所以你说到就要做到，要把它做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歌坛有了这样一种地位之后，有时会不会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罗：我倒不觉得高处不胜寒。你罗大佑在哪里啊，你真的有那么高吗？你那么了不起吗？事业真的那么大吗？(声明：刊用本稿件时务必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从目前华语歌坛看就是这样啊。

　　罗：我是常常会觉得有不足的那种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就像演唱会之后总是有一种被击败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那种被击败的感觉，全部都耗光了。你的感觉也用光了，激情过后，要替明天一个崭新的自我做打算。要告诉自己，昨天已经过去。你不能老是抓住昨日的歌，老是想做一些昨日那种光荣的美梦。要为明天着想，明天是一个崭新的你，你罗大佑还是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不要老是靠“一鱼三吃”来骗我们。现在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人是很聪明的。不要希望去骗别人，我觉得如果你骗不了自己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去骗人。

　　在音乐上很贪心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很早的时候您就提倡“词曲咬合”，就是说词一定要跟曲非常搭配。

　　罗：这跟中国的文字是有绝大的关系的。歌就是要让人听懂的。只有那种自命清高的那种艺术歌曲才会故意把歌词反过来。所以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真要跟做音乐的人去沟通的话，真的是要下功夫把所有的棱角都要磨掉，让它变得更平滑，他听上去受到的阻碍就会更少一点，他进到音乐里面的意境就更快。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认为您的歌是文人歌，遣词造句比较讲究。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比较晦涩，生僻的词。您在写这些歌时有没有考虑过听众接受起来会有一定困难？

　　罗：会，但假如说有的时候太口语化的东西多了以后我也会担心，想着是不是太通俗了点，太绵绵细雨的成分在里面，歌词的层面是很多的，写歌的方式也是有800万种。我想一首歌的创作方式绝对有800万种。那你怎么让这个创作空间有一种，快的节奏能处理，慢的节奏也可以；管弦乐的东西你可以对付，摇滚乐的东西你也可以来。比如弹吉他,一只吉它有六根弦嘛，你能不能只用两根弦，去创作这种东方式，台湾式，月琴那种弹法的乐曲。在这方面我是很贪心的。贪心之下其实也有一种念头，就是希望这个格局不要拘泥在一种固定的模式里面。我总是说我为什么比较赚钱的原因就在这里面。我们录音是很贵的。有时候我们在录音室里面试那个效果器，有的时候为4.2秒还是3.6秒去做尝试，可能一试就是几个钟头。一下几万块台币就不见了。就在那几秒甚至几毫秒间，你都是在做一些试验，你真的是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用过的，别人听起来有一种新意。所以我不想浪费它，我不是一个很浪费的人。这个新意一定要有，这才是我们所谓的创作人。我们创作人不是说写文章，告诉人民形势正在起变化。我们不是绞尽脑汁在斗倒某些人。我们是希望让别人的生活更平静，更多一点感情。所以追随你的歌的人，要追随你的感情。不要追随罗大佑，追随罗大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你如果喜欢罗大佑的歌，去买他的CD，去听他的歌，我拿到版税，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其实在交易成立的时候歌就已经属于听者了。当你听到这首歌，你觉得很伤心，在一个凄美的晚上。你觉得这个晚上对你，你可能遭受心灵打击，你可能被老板骂了一顿，如果这个歌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音乐人就觉得有意义了，我就觉得我的创作没有白费。

　　在更加快速的世界里用缓慢频率存活下来

　　中国新闻周刊：像您这么精益求精地做音乐，出专辑，现在歌坛的制作风气好像已经不是这样了，讲究速度，讲究效率。越来越快地推偶像，越来越快地推新歌。

　　罗：但我不会因为他们那么做，就违背我一贯的原则。所以我要多赚一点钱，去存活得时间更久一点。我就是要在更加快速的世界里，用缓慢的创作频率存活下来，还有我的位置，我必须要证明这一点。那现在到目前为止还好，大家就不要希望罗大佑每个月出一张唱片。我没有那么快，以前没有那么快，现在没有那么快，将来也没有那么快。(刊用本稿件时务必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近年来您的写歌速度越来越慢，从《之乎者也》、《家》到《未来的主人翁》，后来到《爱人同志》，《皇后大道东》，好像节奏拉得越来越慢了。

　　罗：对,人成熟了以后,老了以后就是这个现象嘛。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这跟创造力有没有关系？

　　罗:有关系。因为你考虑到前边的那些歌写过以后，就已经被你排除掉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写歌的方式了。从另一方面来讲,莫扎特也很幸运,他就死在35岁。如果他死在80岁，大家也会发现他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本身就不创作，整天拿个录音机听他自己过去的作品。

　　中国新闻周刊：像Bob Dylan或者“滚石”这样的歌手或是乐队，他们的歌迷会从60年代一直追随到现在。在大陆或者台湾，您也有这样追随您的歌迷，从70年代一直听到现在，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考虑,如果你在新专辑中有很多的改变，他们能接受吗？

　　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经过了太多的阶段，我的歌迷都在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在改变。喜欢我歌的人是一群人，慢慢一些人走开，一些人进来，就是这样不断地在改变。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我不能说年轻人听到我这种很慢的曲子，一个民乐的曲子,或者说我组合过的民歌加电子乐，就赶快变成罗大佑的歌迷。我不可能去奢望这些东西。但有些人是陪我一起从岁月中成长过来的。我倒是希望，如果罗大佑没有让他们失望的话，这些音乐是可以陪伴他们一阵子，这一阵子要长一点。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奢望。创作人就是这个样子，希望自己的歌时间长一些，希望自己写的曲子听的人多一些。我没有别的奢望。创作人也和一般人一样，吃喝拉撒，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平凡人的日子。专业工作你一定要把它做得好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刘索拉讲过，她有一次跟您比唱中国民歌，被您给唱倒了。那中国传统的音乐在您的创作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罗：我举个例子，像台语歌它那种哭调其实是非常中国的，它跟江南的民歌很相似。我不讳言我是一个统派的人，我对台湾独立怎么看都觉得它有问题。我不是因为我在北京才这么讲，我在台北也这么讲。这样一种调式的东西，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它肯定有它的共同性。音乐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大家的血缘、命脉、文化的根基，有很多雷同的地方。音乐有助于去找到我们共同的祖先，音乐有助于我们去找到我们共同的周遭的情绪。(刊用本稿件时务必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每首情歌都是某一段感情的影子

　　中国新闻周刊：您写了这么多情歌，这里面有没有自己感情经历的影子？

　　罗：当然有，而且每一首情歌都是我在某一段感情里面的一个影子。有时候不见得只是这段感情，它也加上前一段失恋的时候一些影子在里面，把它拼凑起来。像《恋曲一九八Ο》就会特别清楚，有时候就会不一样。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剪贴。

　　中国新闻周刊：您给很多歌手写过歌，这些歌过一段时间又会拿来自己唱，而您的演绎和他们的好像完全不同。

　　罗：我是这样看，假如我要唱自己的歌，唱法只有一种方式，编曲会只有一种方式。假如你把一首歌交给像齐豫、梅艳芳、陈淑桦那么好的歌手的话，他们的演绎方法会有很多种。同样是《滚滚红尘》，编曲用这样的方式那样的方式，他们都可以表现得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诠释乐曲的人。假如我做制作人，譬如说陈淑桦，我会在那段时间里面，帮她找一个最对的方式。但陈淑桦表现的方式绝对的不只是那个样子的。反过来罗大佑要唱那首歌，他可能20年里就只有那一种方式表达。因为写曲的人是我，我对那首歌先入为主的那种观念已经很难打破了，会变成只有一种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李宗盛是您的好朋友，他的歌好像更口语化一点，您对李宗盛怎么评价？

　　罗：好朋友以外，他是非常好的作词作曲者。他跟我不一样的一点，我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我会做我自己的制作公司来跟大的唱片公司合作。李宗盛个性喜欢跟很多人一起工作，这样比较有效率，他会找到一种方式。我选择跟“滚石唱片”合作，他选择在“滚石唱片”内部工作，这就显示出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他的生日跟我就差一天嘛。我们都有对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敏感度。我们都把音乐当作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我们都面临音乐市场的很大的冲击，现在的音乐市场是很不好的，因为电脑的关系、因为网络的关系、因为下载的关系、因为翻版的关系，我们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还在努力，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觉得如果好好做的话，音乐可以和其他的媒体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可能那段我们最灿烂的日子已经不在了，这没有关系。每个时代可能都有它最灿烂的媒体存在。(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吴子整理/吴子丁丁摄影/法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