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玮最爱说两个词儿：“特棒”和“好玩儿”，说的时候带着北京姑娘特有的爽利和憨态。大家最初记住她大多是因为她演了不少好戏，可她突然就写戏去了，然后就弄出了一出动静不小的《古玩》，而且就真的没再演戏。最近人艺复排《日出》和《雷雨》，她又重新站在了舞台上，一演就是两个最较劲的角色———陈白露和四凤。

　　激情之一：从古玩到高科技

　　采访郑天玮是件挺愉快的事，比如她会边吃饼干边指着采访机认真地说：“吃饼干声音有点大，到时候人家别以为你采访了一只动物呢！”

　　记者：从开始写《古玩》，你就没怎么演戏。这次你怎么又回到舞台上来了呢？

　　郑天玮：我回来演戏是剧院安排的。写《古玩》以后我就从演员队调到了创作组。因为要给我们剧院写一个高科技人才的戏，从去年8月份我就一直住在清华、北大还有北京工业大学体验生活。接到任鸣的电话时我正在学校呢。

　　记者：你怎么会想起写这么一个新戏呢？

　　郑天玮：哎，我觉得他们特棒。以前我是比较偏文科的，跟他们接触以后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诗人。大部分人总认为学理工的人比较呆板、生活比较简单，但我觉得在心灵深处他们有超乎常人的那种浪漫。尤其是搞发明创造的人，他一定要想到别人想不到或根本不敢去想的。杨振宁在他的传记里就说：“我一直觉得这是很美丽的。”你想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认为他的事业很美丽。包括我看居里夫人的电影里她最后的一个演讲，她说这种创造是很灿烂的。搞文科的人，你可能觉得自己是很浪漫的，是因为你能运用方块字。但是一般的人肯定不懂那种数字里的浪漫。我这人可能天生比较敏感，和他们一接触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又不是什么外星人，你想他们能够感动我，那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

　　记者：当年你戏演得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突然改写剧本了？

　　郑天玮：我特别早就写东西，得过一些奖，有一篇散文还被四川给收到中学课本里去了。在搞文字上我一直是比较顺畅，有一句话我敢说，从来没有被退过稿。当然我发表的东西也特别少，我不是热衷于特疯狂地写点东西就给发了的那种。到人艺以后除了写散文诗歌什么就慢慢地希望写一个戏。碰到了一个好题材，他们就是打动我，我就是非写不可，不写不行。一弄就两年。定下心来写《古玩》跟剧院打好招呼是1995年4月1日，完稿后剧院审完了，建组那天是1997年4月1日。两个愚人节。

　　记者：《古玩》之后你还写了些什么？

　　郑天玮：1995到1997年写《古玩》。1998到1999年写了一个歌剧，叫《上海犹太人》。我特别喜欢舞台，而在舞台上的最高境界是歌剧。所以写完《古玩》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歌剧。二战时上海人对犹太人的收留是中国人最应引以为自豪的一笔。这是一个五幕的大歌剧。今年我又写了一个小剧场的剧本叫《无常·女吊》，是根据鲁迅的几部作品融合而成的。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特别好玩儿。在沉重和戏谑之间切换得特别厉害，进去一下就给你拎出来。

　　写剧本整个就跟掉到一个汪洋大海里似的，四处够不着岸边。只能在里面乱扑腾。这是一个过程，一开始你是仰视它，后来你是平视，等到你能俯视它的时候就写出来了。但我坚信一点，如果你不深入下去，去捞、去在里面泡，你不可能有好东西，除非你是天才。天才不是没有，一般可能特长时间几个世纪才出一个。

　　激情之二：从陈白露到四凤

　　记者：为什么你会回来演戏？

　　郑天玮：我不会刻板地保持一种生活规律，我不太喜欢重复的事情。这次对我来说确实比较有挑战性。同一个剧作家的剧本，曹禺的《雷雨》、《日出》，形式差别很大，一个是新版的，一个是老版的；人物也是把着两极，一个是那么纯真的，一个是这么堕落的，对演员要求比较高，难度也比较大。在人物当中自己进行切换，挺过瘾的，不过人也就“疯狂”了。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要变成一只疯狂的老鼠，四处窜那种。前几天还老得往学校跑，跟我接触的人要出国，我还得抓住时间起劲儿跟人家聊，该了解的还得赶紧了解，都忙昏了头了。

　　记者：这次你重新登台肯定有很多人非常关注你。

　　郑天玮：我知道大家有特高的期望值，所以特紧张，怕让大家失望。排练天天都是上下午，连周六都是，然后我每天晚上还要去芭团练形体。一个是为了舞台形象，再一个我觉得那是人的一种状态。剧中陈白露穿时装、蹦迪，我还得练这个。还得到三里屯酒吧去体验生活。

　　这次的《日出》，外部形式有所不同，更多的不同应该是人物内心。以往给陈白露的定位是那种沉沦的美，忧郁的美，我这次给陈白露的定位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生命的毁灭。我觉得这也很美，它有一种冲击力，现在的观众应该是希望有一种有冲击力的东西。过去的陈白露是从一开始就在往下掉，而这次更突出的是她这个人在受挤压以后的挣扎过程。她不是要死，她是最后不得不死的那一瞬间都要活！她是相当富有激情的一个人，我是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去启动的。这些东西原来就在剧本里，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激情之三：别成一只怯懦的猫

　　记者：演戏和写戏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处理？

　　郑天玮：编剧得理智，演员得感性。有的时候不仅没帮助，有的时候还会干扰你呢，你老不进入状态，那就得调整心态。你得往里晕那，你不晕哪行。心爱的剧本我不会去演或去导，原因是，我觉得真正的激情只有一次。同时我更愿意看到别人的视线和别人对我的剧本的再创作。

　　这次上两部大戏，又是挺冒险的一件事情。成了你就特成，不成你比谁摔得都狠。做什么都是需要勇气的，第一是要勇敢，不怕把自己砸进去。像林兆华，像我们院长刘锦云，他们60多岁了还像战士一样在那儿冲锋陷阵，我们又有什么可怕的？别成为一只怯懦的猫，自己做一个小窝棚，整天躲在里面向外窥视着：哟，千万别让人说我点什么，有个把耗子，能逮就逮，不能逮就算了。那就没什么劲了。

　　记者：你认为自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郑天玮：比较有激情，比较宽容。还有就是说好听了叫执著，说不好听了是死心眼儿。认准了一件事儿我自己非得干，人都跟我说不行没戏，我不听，非得脑袋上撞一大包才行。新的尝试当然会有，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本报记者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