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9)日，来蓉宣传处女作《写在墙上的脸》的高晓松，仍是一头中长发，一身休闲装牛仔裤和一张看起来有点沧桑的脸。他神情愉快、神态慵懒地操着一口京片儿同满屋的记者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开场白是这样的：“瞧我这一身衣衫褴褛，其实带了行头的，没想在路上给丢了……”
“坚决不做音乐了”
高晓松是中国校园音乐的奠基人，没曾想他一开口就把记者惊了一跳：“坚决不做音乐了，手里的全国高校原创歌曲三张专辑里揽的最后一活儿。9月份的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也就算告别演出了吧。”究其原因，高晓松说：“我的创作从来是商业推广，诚意创作。《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类歌是直接了当地煽情，之后的东西越做越好，到96年出专辑《青春无悔》达到了我音乐的顶峰，技术好，感觉好，词好、制作也好，特别是纪念顾城《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三首歌，简直想什么，有什么。从事这行8年，有这个三首歌就没有遗憾，但再后来不行了，技术有，铺排好但没情怀了。根本就不会写歌词，整个一文字游戏。所以转到幕后当制作，可现在年青人还都不讲‘江湖’规矩，个个刺刀见红。我们这些‘老人’不懂音乐，退了还不行吗?所以我在电影《那时花开》里那首《月光倾城》算是最后的挣扎吧!再也不搞音乐了。”
“小说不能像王朔”
处女作《写在墙上的脸》据高晓松说是在三里屯酒吧里写出来的。那时他无事可干于是写小说，因为他觉得把中国字接在一起像茶一样香，但不知道要表达什么。高晓松一直认为小说说事(即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写得好才是好”。看得出来高晓松喜欢王朔，因而小说反不能写成“王朔同志那样的”，免得给比下去。王朔擅长对白，于是这小说主人公是张脸，不能是人，是人就有对白。王朔擅长编故事。于是这小说就不打算有从一而终的事，两主人公压根不见面。高晓松认为他的生活特不严谨。于是写小说也只是好玩和挣钱。但这部小说“写得真好”，高晓松说，“下次准备写一成品，出版商说15～20万字的特好卖。”
电影也是表现主义的
高晓松的电影《那时花开》迟迟不能公映，吊足了人胃口，昨天高晓松又“估计”了一回，“大概十月份公演吧”。高晓松给自己的电影定位为表现主义。因为他不想拍人在生活压力下的沦丧转变，不想粉饰也不想表现生活压力。于是用一张荒诞的卡把生活的压力滤掉。电影只想告诉人们悲愤的原因是因为成长，爱情失去，人会老。只投资300万的片子拍得很美。高晓松下部片子准备拍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他认为这是王朔创作的巅峰。“如果没有《玩》和《动物凶猛》王朔也没必要同金庸打架”了，金庸是从一而终似的商业，王朔在写《玩》和《动物》之前也是。高晓松觉得《玩》中对白最少，大量的气氛描述、转场、意识流都适合于用电影表现。“很难说《玩》写了什么，但我一直认为把模糊写清楚是商业，把清楚写模糊才是艺术。”
追名逐利要讲良心
高晓松在谈话中一直说自己不是个知识分子，也成不了艺术大师。“我知道我的东西在时代层面上不会流芳百世。因为最有力量的还是现实主义，尽管我名利薰心，但追逐名利也讲良心，得意着就不能说失意。我到现在一直很顺，我的道路特窄，因此也不出深刻的东西。我属于那种文化较苍白，文艺上较闪光的那种，而且我就是一贪图享受的公子哥儿。”
高晓松说自己一直做着让自己快乐又能挣钱的事。去搜狐也很快乐，那儿的人素质高让人特舒服。以后搜狐的工作可能占生活的一大块至于文艺，文学一定要搞，电影有机会就拍，音乐坚决不碰了。(戴艳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