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为记者杨非 刘 为刘长乐)

　　记：凤凰卫视(以下简称凤凰)刚刚结束千禧之旅，又启动欧洲之旅，从主题上讲，你们称它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一次有深度的采访行为。此类采访对你们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刘：第一个意义是凤凰卫视开始触摸或者驾驭世界级的大型题材。很多国外媒体到中国来挖掘很深的中国话题，但是中国人走出去，却通常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采访行为。这次我们把触角伸向欧洲。重点是以工业文明为中心的欧洲文明的范畴。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从工业经济再向新科技经济的转变，这两个转变带动了整个世界几百年来的历史。欧洲在这两个转变中有其先进和发达的地方，但也有其痛苦的教训。在第一个转变中，欧洲走在最前面，而在第二个转变中落后于美国和日本。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

　　最后的立足点是中国。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向观众提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就是我们已经到了知识经济的大门口了，中国遇到了一个不能再失去的机会了。

　　记：凤凰前段时间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曾经引起很大关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对于你们来说，上市意味着什么？

　　刘：凤凰上市是一个媒体产业化的行为，是凤凰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得到市场确认的一种方式。成功上市也表明，凤凰四年来不仅在品牌效应、节目声誉等方面赢得了市场，同时在资本运作方面也营造了一个奇迹。目前我们的状况很好，看来股民非常接受凤凰这个概念，特别是当时在科技股刚刚受到很大打击的情况下，更是难得。上市给公司带来了合法的经济回报，我们公司融资大概达到了10亿多港币。

　　我对公司员工讲，上市对于凤凰卫视的发展来说不是“新起点”，而是“起点”。因为我们开始面对世界一流的媒体市场，上市之前，我们并没有真正跨进这个门槛。

　　记：就是说给自己的要求又高了。

　　刘：我们公司有些人认为我是在不断给大家出题目，不断“鞭打快牛”。但我说那个拿鞭子的不是我，是市场。

　　记：上市后你感觉公司有明显的变化吗？

　　刘：原来我们公司有50%到70%的人对股票一无所知的，现在突然成了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躁动、兴奋甚至惶恐，他们开始每天在电视屏幕前晃，看涨多少，掉多少。

　　我的司机也买了凤凰的股票，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人打电话过来，说现在到1·５啦。我问谁给你打的电话？他说，我妈。

　　我理解这种兴奋，但我觉得不能长期如此，而要着意凤凰长期的发展。

　　记：说到凤凰的发展，特别是您刚才所说的面对国际传媒市场的发展，你们有什么具体的举措？

　　刘：凤凰卫视在向参与大的国际竞争的方向努力，向更加专业化、权威化的华文媒体的方向努力。其中一个具体的挑战就是我们将在11月1日开播的凤凰卫视美洲台。我们将用DIRECTTV，美国最大直播卫星网的平台在美国登陆。我们将是它的第一个中文频道。

　　这个事情我借鉴了中文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合作的先例。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发行系统也最为人青睐，它的口号就是“在全美的任何角落当天看到纽约时报”。世界日报找到他们，希望能够帮助它发行。它当时最吸引纽约时报的就是：如果纽约时报帮它发行，读者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增订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相信了这个公式，最后纽约时报和世界日报都成功了。我们和DIRECTTV的合作也是如此，他们注意到了北美华人市场在迅速膨胀，华人的质素在迅速提高中，他们希望看到凤凰，而凤凰也可能把DIRECTTV的其他节目带入华人家庭，这就是双赢。

　　记：凤凰正在积极地进入国际社会，但有一个问题却经常被人揪住不放，就是凤凰本身在香港的收视率就不是很高。

　　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香港人不喜欢看普通话节目，随着回归之后，香港学习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凤凰在香港收视率也在不断提高。另外，以后我们可能会创办我们的粤语台。

　　记：凤凰一下子有这么多发展计划，能吃得消吗？

　　刘：大台就有这个好处，就是资源共享。在费用上，多开一个台不是1＋1的概念，而是1＋0.3或者是0.5的概念，是很节省的。比如，北美台在欧洲台的基础上做适当调整和加工就可以了。但如果一个大的台只经营一个频道或者两个频道，它的资源反而会浪费。当然，频道多了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分流广告源，所以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广告的分配。

　　记：凤凰从一开始就走明星主持人的战略，但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没有更新更有力的主持人了，而对原有的一些主持人，观众也渐渐出现了些许厌倦情绪，不知倚重主持人的策略以后会保持下去吗？

　　刘：我们会继续走。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第一是频道资源有限，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主持人都变成明星，第二是任何一个国际大台明星也都相对集中，要不就不叫明星了。当然，凤凰新的明星也在孕育中，虽然在老明星的映衬下，可能显得相对暗淡，但有一些也确实是不错的，比如董嘉耀。我想资讯台的开播会为新的明星提供比较好的空间。再者，我们希望老的明星拥有活力的周期比较长，不希望他们成为过眼云烟。

　　记：你曾经说过有一个做传媒人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

　　刘：我想做一个在全世界有影响的华人传媒。

　　西方传媒和西方电影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方文化是在夹缝中生存，声音很微弱，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并且这种影响和冲击没有减弱，所以我的这个华人传媒梦，不是去制造一个华人文化的天下，我们不想占领别人的市场，冲击别国文化，但我们应当有自己的文化。

　　记：欧洲之旅和千禧之旅都是大规模的电视采访行动，也都很有些浪漫气质，这里面是不是体现了你的个人追求？

　　刘：蜻蜓点水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采访固然有它的效应和利润，但像“千禧之旅”、“欧洲之旅”这样的行为虽然也许没有特别多的商业回报，却会给观众以更多的启迪，而且，对于媒体自身的完善，也是一个很好的行为。

　　浪漫是有一点，去冲浪，去搏击一些重大的题材，但是说实话我是一个十分实际的人，在整个命运的节奏安排上可能有些浪漫，有些出人意料，但在细节上非常脚踏实地，也可以说是平淡。

　　比如我的个人经历起伏很大，有的人问我，是你从开始就设计了这条路线，成为今天的你，还是说你不幸或凑巧而被推到了现在。我觉得两者都有。我有两个信条：“奋斗探求，不达目的不罢休”，还有一条就是“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与我同等经历的人中间，我可能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人，具有相当浪漫色彩的成分。但是，在这个时代塑造出一批具有这种浪漫成分的人也是历史的必然。

　　记：我注意到你的员工都很信服你，你是怎样建立起这种威信的？

　　刘：一个领导者魅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应当博得员工的最大信任。这种信任应当来源于对自己的自信、品德以及待人处事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我自己的性格打造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吃过很多难以形容的苦，当然，用现在角度看，也很具有浪漫色彩。同时，我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自己、完善自己，迫使自己去弄潮，去追逐潮流，因为我知道，在现代社会，谁拥有信息，拥有新知识，拥有创新的能力，谁就能够创造财富，驾驭自己，也驾驭自己的企业。

　　记：不过弄潮的很多人也会迷失了方向，或者心态变得十分浮躁。

　　刘：实际上，在潮流中呛水甚至被淹死的大有人在。所以不管你怎样弄潮，你应当有基本的信条，首先就是以人为本，再者是以诚信为本。怎样把握潮流？不是去盲从时尚，而是应当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分析，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另外，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这样，如履薄冰，法律上的禁区不碰，做人上的禁区不碰。

　　记：最近杨澜推出了阳光卫视，包括我也听说其他的一些境外媒体都有想往国内发展的想法。有人推测他们希望能够走类似凤凰卫视的这样一条道路，你有没有压力？

　　刘：境外媒体中想走凤凰道路的大有人在。华人文化中传媒市场是很大的，有一个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想打造一个凤凰这样的势头出来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时间能做到的。从前身STARTV中文台到今天它已经有九年的历史了，用九年的时间它打造出了节目的效应，塑造了一批主持人，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这是不容易的。另外，一个电视媒体，特别是卫星电视媒体在五年内亏钱是非常正常的，另外广告商对你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要看你能不能撑得住。

　　记：听说你用十分之一的投资做凤凰卫视，却投入了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为什么？

　　刘：我其他方面业务开展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个稳定的队伍和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转，而凤凰卫视是一个天天在创新、天天打造新故事的媒体行业，现在我的视野里可能还只有我能干得了。当然，还有就是我的兴趣在这里。现在凤凰已经走上了上市的道路，其实有更大的压力，凤凰在很多传媒人的眼中说好听点是楷模，说不好听点是靶子。很多人在按凤凰的方式来运作，而我们就需要研究新的走向，怎样利用上市后的有利时机打造一个更加璀璨的新凤凰。

　　我们下半年中文台和资讯台的节目正在紧锣密鼓地企划中，我提出的要求是战胜自己，能够在强手如林的媒体市场上保持自己的地位。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方案和措施，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都怦怦地跳动。(笑)他们有时候觉得我很奇怪，很多大事沉得住气，有时候却为一些很小的成功高兴得手舞足蹈。

　　资料：刘长乐，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83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多次参与重要国事及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1988年刘移居国外。1996年3月31日，刘旗下的今日亚洲有限公司与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他领导凤凰卫视成为国际知名媒体的成就，在1998年被中国传媒学者归纳为“凤凰现象”；在2000年1月出版的《华声》月刊中，刘被评为99年度十大华声人物之一。

　　刘亦是香港亚洲电视有线公司最大股东之一，并任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

　　刘长乐已婚，育有两女。(南方周末 记者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