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数个和“丽姐”一样，不懂得自我表达的留守儿童，如果我们只是止于嘲笑和戏谑，甚至将她置于娱乐化浪潮的中心，那我们非但有错，而且无耻。
“丽姐”其实是让人心疼的留守儿童
湖南卫视《变形计》这个真人秀，从第一季到最近在播的第十三季，已经超过10年时间。一档节目能生存10年以上，除了节目组愈发熟稔的制作流程，更重要的是它聚焦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城乡差异问题。其中变形主人翁（往往是来自城市的问题少年）和农村孩子，对彼此生活环境从不适应到相互理解，是节目最大看点和矛盾核心。
但是这一季的《变形计》，有点不一样。第十三季在4月22日一开播，两位主人公依然是中规中矩的城市问题少年+农村贫困乖小孩“人设”。但节目组的套路，被另一个小女孩打破了——农村主人翁张水富的妹妹张水丽，在见到城市里来的“新哥哥”陈新颖之后完全无法适应，先是大哭大闹让陈新颖手足无措；而在第二个来变形的哥哥张迪来到她家后，她却能跟张迪自来熟，态度亲昵，一边还用“你太丑了”这样的话故意刺激陈新颖，甚至一言不合就抡起棍子作势要打陈新颖。而节目一开头那个对妈妈恶语相向的少年陈新颖，在小学一年级妹妹的爆发式眼泪攻击下认了怂，赠名号“丽姐”。
也许是在《变形计》第一次看到这么“反套路”的农村小女孩，观众、网友们HIGH了。一时间，“丽姐”上了微博热搜，许多娱乐公号争相讲述“丽姐”的光辉事迹；甚至还有写手们以陈新颖和“丽姐”为题材，“自发”编起了“落魄总裁和农村霸道少女”之类的同人文，其中不乏污言秽语，不堪入目。
如果说，网友对所谓“童星”指指点点还情有可原——毕竟“童星”已然身在娱乐圈，但对《变形计》里的小朋友，并且是一对身世坎坷的兄妹（母亲由于家庭贫困与父亲离婚，抛下孩子外出务工），竟然让娱乐化的喧嚣盖过了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真是匪夷所思！更有甚者，举起道德的大旗，指责“丽姐”没有教养，蛮横无理。
当我们满足于戏谑或者审视时，几乎忘记了，这是一个缺少母亲、父亲长期在外的孩子。是的，她没有所谓的“教养”，也没有能力和机会学会如何处理她的复杂情感。在她看似凶狠的举止下，其实不难看到善良：她高举的棍子，最后落下来只是对城里的客人象征性地“点”到为止。
面对“丽姐”，我们还不如陈新颖
对于目前网上出现的针对几位主人公的过度调侃和解读，《变形计》官方微博也发声明称网友“已经偏离了节目本身的内核和初衷，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成长，关注节目内容本身，谨慎娱乐”。这样的劝说却显得相当无力。这是传媒的时代，更是商品的时代，市场才是真正的主宰。任何文化产品，无论如何“自然”或“原生态”，都服从于大众的“隐形”偏好。比如《变形计》，能满足“寒门出贵子”或者“富养忤逆儿”的预设，结局最好是皆大欢喜。
我们坦然享受着这些光鲜的鸡汤大餐，喜怒哀乐，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情感丰富。我们似乎浑然未觉自己是被侍奉的“上帝”，但审视的眼光，其实已经隐含着高高在上的霸权。因为，我们已经凌驾于别人（节目中人）的命运之上。他们如同一道道菜肴，等待着我们的评点。
正在这样的虚幻的狂欢中，我们发现了“丽姐”。如同我们面对着满桌山珍海味，突然发现了一味野菜。瞌睡于是一扫而空，我们感到了刺激和兴奋，但我们慵懒的思维并没有立即切换。有意思的是，这些戏谑者津津乐道的桥段，包括如“霸道总裁”，或者所谓的“同人文”，恰恰也正是传媒工业提供的另一种套餐。因此，观众所持的，是“传媒塑造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高高在上”让我们丧失了宝贵的同情与同理之心。面对“丽姐”，来参加变形的问题少年陈新颖尽管几度“崩溃”，但从来没有失却对水丽的迁就和关心。其实有一种善良与责任心在陈新颖身上闪闪发光，但此类更值得挖掘的人性闪光点，都湮没在节目组的有意无意的剪辑里和网友们的自HIGH中了。而那些嘲弄戏谑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如陈新颖。设想，如果陈新颖从未去过这个偏远的湘西山村，他同样可能是狂欢和戏谑的网友中的一个。区分开他与看客的，在于他身临其境了，感受了。
想到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因为饥饿偷面包吃被抓住了。法官判她罚款50美元。与此同时，他宣布，这位女士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们都有罪，因此，我认罚一美元。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罪感”，或者说，是敬畏心。《变形计》经常出现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其实就是揭示一个重要的隐含内涵——城市是有原罪的。在城市里生活的我们，面对无数个和“丽姐”一样，不懂得自我表达的留守儿童，如果只是止于嘲笑和戏谑，甚至将她置于娱乐化浪潮的中心，那我们非但有错，而且无耻。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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