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有权利去尝试失败，也是一种自由

杨澜

　　杨澜，1968年3月生于北京。媒体人、传媒企业家、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1990年至199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之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开创《杨澜访谈录》；1999年创办阳光媒体集团。

　　出生于1968年的杨澜，几乎每一步都踩在时代变革的节点上。1986年，在国内“走出去”的热潮之下，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希望在国际贸易或文化交流领域找到发展机会。然而1990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社会招聘，让非播音专业出身的杨澜一下踩进了媒体行业，争取到主持《正大综艺》的机会，并在1994年成为中国首届“金话筒”奖得主。

　　正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杨澜却选择逆流而上，1994年她毅然离开央视的“铁饭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并在1998年推出中国首档深度高端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这档节目至今已访问过全球近千位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翘楚。杨澜同样也是中国较早的文化企业创业者之一。1999年她与丈夫吴征创办了阳光媒体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在杨澜看来，无论是《杨澜访谈录》的诞生，还是阳光媒体集团的建立与发展，每一次开创性的尝试，都离不开改革的开放之后，时代给予个体的无限可能性，“在这个环境下，虽然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成功，但你开始有权利去尝试挫败。这也是一种自由。”

　　思想启蒙

　　《约翰·克利斯朵夫》打开青春视野

　　杨澜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为其起名为“澜”，意在希望她能有海一样开阔的胸襟，在社会中能够自强、自立。那时年轻人最好的出路就是考大学，所以整个中小学时期，杨澜和同龄人一样，努力学习，连周末都是泡在题海里。

　　中学时，杨澜看的大部分书籍是靠同学之间互相传阅，有时遇到喜欢的书，大家不惜手抄珍藏。那时北京建立了现代大型图书馆，从前可望而不可即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借阅。杨澜曾囫囵吞枣地拼命啃读国外社科类书籍和人物传记，并和同学们展开小组讨论。从萨特、尼采、歌德、笛卡尔、弗洛伊德，到著名记者法拉奇、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采访著作。杨澜说，那时讨论人生和世界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年轻人之间最流行的沟通方式。

　　其中，对杨澜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所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由傅雷翻译，在改革的开放前曾经作为个人主义作品被批判的书籍，在上世纪80年代被重新翻译、出版，冲击了一代年轻人的思想。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生命的可能性，看到人对于真理、对于爱的追求，竟然如此如火如荼。“正是这些书，让我对青春有了完全不同的视野和想象。”

　　投身媒体

　　电视媒体黄金时期的幸运儿

　　杨澜曾将心理学填为自己的高考志愿。然而当时父母却认为心理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才有的社会现象，中国远没发展到那个阶段，人们能吃饱饭就很满足了。谁会去找心理医生呢？但是父亲同时也给了她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中国正在前行，所以学好一门外语会很有用，最终英美语言和文学成为杨澜大学主修的科目。当时的大学生仍是择校不择业，毕业后大多按照国家分配进入机关或机构。

　　没想到四年后，国家第一次不包大学生分配了。即将毕业的杨澜，虽然十分幸运地考上了北京第一家五星级中外合资酒店，但中央电视台的首次社会招聘却为杨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改革的开放之后，电视媒体是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以往主持人都是从播音专业定向输送，但社会氛围的松动，让拘谨、死板的主持腔不再能满足公众需求。当央视导演辛少英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人时便开门见山地说，央视急需纯情的“新面孔”。

　　当时杨澜被系里推荐去面试，但自我介绍后她便耿直地发问，“为什么电视台找女主持人就要纯情型的？我们缺少的是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正是这句慷慨直言，让杨澜获得了央视的入场券。经过七轮面试，1990年，她成了央视《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90年代初，电视机已成为80%中国家庭的必备家用电器。在杨澜做电视主持人的前四年，《正大综艺》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0%-30%。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杨澜始终认为，自己幸运地在中国电视媒体进入黄金时期时，误打误撞进入到这个行业，无疑与改革的开放之后，自主择业密切相关，“虽然当时的大学生们曾一度惶恐，连如何写简历都搞不清楚，但这种挑战也给了我们很多机会，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年轻人在人生选择途径上，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在此之后，外语系的学生开始受到各电视台的青睐，鲁豫、何炅等优秀人才陆续被央视和全国各卫视挖掘。

　　转身创业

　　不管愿不愿意，时代逼着你改变

　　1994年到1996年赴美留学期间，杨澜受到美国《60分钟》等电视节目的影响，她开始意识到，在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人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或许更加深刻。媒体可以通过记录个人命运和思想的改变来记录时代，并让国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的进展和决策背后的人。于是1998年从美国毕业归来的杨澜选择进入凤凰卫视，“那时凤凰卫视引潮流之先，给华人提供了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随即杨澜创办了杨澜工作室（后更名《杨澜访谈录》），成为继敬一丹之后，第二个以个人名字命名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国内首档高端访谈节目。从几十位国家元首，到数百位世界级学者、艺术家、商界精英、体育名人，杨澜试图通过媒体来见证时代的改变，也努力改变世界对中国媒体的刻板印象。

　　千禧年前夕，互联网经济迎来第一个高峰。年轻气盛的杨澜为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做出品质上乘的历史、文化节目，她与丈夫吴征决定创办自己的文化企业品牌“阳光媒体集团”。杨澜开玩笑说，这是想喝一杯牛奶，却办了一家奶牛厂的典型。“改革的开放之后，整个时代给予我们的一种可能性。媒体改革方面我们成为吃螃蟹的人，这其中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人们对于文化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进而也转化为文化企业的成长动力。创业初始，我是为了做文化不得不做企业，但慢慢认识到，做一家文化企业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文化，是构建新的文化机制的一部分。”

　　结缘奥运

　　三次申奥展现了国人自信增强

　　1993年，在改革的开放进入第15个年头的时候，杨澜参与了中国第一次奥运会申办。那年让很多人倍感挫败，北京最终以2票之差与奥运会主办权失之交臂。次年，杨澜辞去在央视的职务，决定出国看看。“我认识到自己还是井底之蛙。”

　　2001年，中国改革的开放进入第23个年头，杨澜再次参与了2008年申奥。在莫斯科作申奥陈述前，杨澜向申奥代表团领导申请，想在陈述词里加一段话。“马可·波罗在临终时人们问他，关于东方那个美丽国度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马可·波罗回答，我告诉你的还不及我看到的一半。”杨澜想用这段话代表当时的中国，向世界发出邀请。“当时距离上一次申奥已经过去8年，中国社会发展非常迅速，我们急于让世界了解我们，让大家来看看中国。”

　　2015年，杨澜参与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申办，也成为唯一一位两次代表北京作申奥陈述的人。这一次，她是以企业家的身份，负责讲述中国在奥运市场运营方面的能力。彼时中国已进入改革的开放后第37个年头，杨澜不仅感受到30余年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姿态转变。“经济发展、文化开放，带动了国人自信。如果说改革的开放初期，我们难免有些自卑，有些不甘，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世界；之后又痛感世界对中国了解的片面性，希望国际社会听到中国的故事。那么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试图推动世界的发展，希望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这或许就是改革的开放近40年来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最深刻的改变。”

　　倒带40年

　　新京报：改革的开放之后，哪部文艺作品对你影响很大？

　　杨澜：小时候看过一部话剧叫《于无声处》，从台词到各方面的设计都非常大胆，很具有突破性。当时也从海外引进了一些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血疑》等。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著作，我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女记者有如此的洞见和深刻的分析能力，她犀利的采访方式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还有沃尔特·克朗凯特报道的人类登月、越战等，他们让我感受到传媒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新京报：什么事情让你意识到，改革的开放真正影响到生活和家庭？

　　杨澜：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开始恢复高考。从家长到学校都明确向我们传达一个理念“知识改变命运”。为了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大家都非常刻苦学习，因为当时高考的入学率全国平均下来只有10%左右。

　　新京报： 在你所在的领域，哪一位是在改革的开放之后开创了先河的人？

　　杨澜：原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先生，从《话说长江》开始，很多影响当时年轻人思维方式的大型纪录片都出自他手。他给我们带来了人文关切的同时，又有深度的思考和开阔的视野。这种通过电视传达出来的人文主义熏陶，对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启蒙，也让我对做传媒这一行有了一种崇敬感。

　　新京报：改革的开放之后，家里买到的第一件以前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

　　杨澜：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晚上邻居们都拿着小板凳到我们家来看电视。当时很少有普通人家能够买得起彩色电视，有一天我妈妈买了一张透明的，但有着红蓝绿三种颜色的塑料贴片。黑白电视机贴上三色贴片就成了彩色电视。一张人脸有三种颜色，还蛮搞笑的。

　　新京报：从媒体人到创业者，你希望子承母业吗？

　　杨澜：我们这一代的成长经验就是要让每个人去寻找和创造自身价值，同时也为社会进步做贡献。所以我会尊重孩子们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追求，甚至他们试错的权利。我特别鼓励他们去追求梦想，哪怕这个梦想在某一些阶段显得非常不实用，让他们勇敢地探索世界，认知自己。

　　新京报记者 张赫 郭延冰 编辑 吴奇函 佟娜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