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延续了明清章回体小说的传统，梁羽生、金庸等均是驾驭古诗词的高手，两位的古文造诣实不分上下，故而才有了这么一则有趣的梁羽生与金庸暗中较劲儿的故事。

　　　梁羽生招招攻心，直击要害

　　　要说起这事，必须从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的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说起。该文为署名“佟硕之”之人所作。后来知悉，佟硕之就是梁羽生的笔名。

　　　这篇文章比较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异同，也分析了二人的优缺点，持论大致客观公允。例如说金庸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则有浓厚的中国“名士气味”；虽然二人都“兼通中外”，但金庸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而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虽然同属“新派作家”，但金庸的故事情节变化多，而梁羽生的写作手法则比较平淡朴实，虽有伏笔，却不够曲折离奇。可是，文中不但从武、侠、情等方面批评了金庸，认为金庸写武功有时候过于离奇怪诞，写侠义有时候不辨忠奸正邪，写爱情有时候不顾是非礼仪。而且，在谈到二人的文字风格时，佟硕之一方面肯定自己的旧文学造诣，能用旧回目、能写诗词，一方面却对金庸的小说，毫不客气地提出了下列批评：

　　　金庸很少用回目，偶尔有一两联过得去，经常是连平仄也不合的。就以《书剑恩仇录》第一二回凑成的回目为例，“古道骏马惊白发，险峡神驼飞翠翎”，“古道”、“险峡”都是仄声，已是犯了对联的基本规定了(《碧血剑》的回目更差，不举例了)。大约金庸也发现作回目非其所长，《碧血剑》以后诸作，就没有再用回目，而用新式的标题。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

　　　所谓“宋代才女唱元曲”，就是指《射雕英雄传》中女主角黄蓉与“渔樵耕读”中的樵子唱答《山坡羊》一事。樵子所唱的三首《山坡羊》曲子，以及黄蓉所答唱的那首，正是引自前人的作品。前者出自张养浩，后者出于宋方壶，二人俱为元代散曲的名家。《射雕英雄传》最后以成吉思汗之死而结束，而据考证，成吉思汗死于公元1227年8月18日，因此黄蓉与樵子唱答《山坡羊》之时，成吉思汗应该还在人世，时间当在1227年以前。然而，张养浩出生于1269年，宋方壶更在张养浩之后，试问黄蓉如何识唱元曲？

　　　金庸自谦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梁羽生和金庸曾是香港《大公报》的同事，志趣相投。金庸应编者罗孚的邀约，却在《海光文艺》第四期写了一篇2000多字的《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来作回应。他自谦之所以写武侠小说，只当娱人而已。文中他很含蓄地对梁羽生的批评提出了辩驳。他说：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戏、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生命，或是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梁羽生一向认为主题应该非常鲜明，前后一致，要扣紧历史，反映时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写武功，不宜太离奇怪诞；写侠义要写典型英雄，形象鲜明；写爱情要发乎情，止乎体。

　　　古龙及60年代以后大多数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通常强调的是人物与个性，而非武功本身，他们不用联句回目，不多运用旧诗词，甚至不再注意故事与历史的结合，无朝代可记的作品多的是，而这个转变，金庸是一大关键。更明确地说，自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等书不用旧回目，改用新形式而获得读者热烈的回应之后，后来的作者可能是避难而趋易，也可能是迎合时代的潮流，多已舍旧而用新了。(文/吴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