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

　　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缘故，北京观众就只知道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几个历史悠久、资金雄厚、人才充足、属于国家的影视制作单位。但今天，无数民办的影视制作公司，破坏了固有统得过死的板块，新的影视创作格局给今天的影视市场所带来的变化意义将是深远和重大的。

　　然而，与此同时，关于影视界“近亲繁殖”的指责也随着那些民办影视制作公司的迅速崛起而变得愈加强烈。

　　其实，裙带关系、家族势力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存在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以北京电影制片厂为例，那里的职工中夫妻、父子、母女或其他亲属关系同在一个部门比比皆是。当然，有的伉俪是先在一起工作以后才恋爱、结婚成为一家的，但更多的则是父子兵或母女店。那些倚靠父辈树荫的子弟，最终能够成才的是自然减少了许多弯路，但大多数难成气候的影视界子弟们就平庸地厮守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而坐吃山空。

　　当市场经济到来的今天，财富的分配和名利的沽钓双双诱惑着影视界人士时，裙带关系和家族势力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凶猛地抢占着那块刚出炉的蛋糕！。

　　目前，北京以影视之家或几个影视之友组成的影视创作公司日渐增多。影视明星们、导演们正以迅猛的速度纷纷打出自己的旗帜，英达、王小京、英壮等创办的“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以家族形式组成的较大民办影视公司；这以前，粱左、粱天、粱欢与父母早于英家也有自己家庭的影视制作公司；王朔、冯小刚等几个哥们儿合伙开创了“好梦影视创作公司”；葛优、谢园、梁天等三兄弟的“好来西影视公司”历史似乎更悠久；沈小萌和方青卓夫妇挂起了“君合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横匾等等。

　　北京英氏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个股份制的民办公司，由英若诚、英达、英壮、王小京和英宁五人合股拧在一起。如今梁欢也加入进来，在这个以英家为主体的影视公司里，由于集中英达、王小京、英壮和梁欢等“四个北大毕业生”和基本人员是有专业的，因此，起点和综合素质有着较明显的优势。

　　不论是实力较强还是较弱的民办影视公司，他们共同特点是：对外有法律保障，对内基本靠家庭伦理作用。应该说，比起几年前由一群人拼凑的所谓“创作组”或“工作室”，这些家庭或弟兄组成的影视公司是一个进步。昙花一现的“工作室”和“创作组”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一、无法律的保障；二、各个成员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三、没有真正的经济利益联结。而今天这些影视公司基本属于血缘或亲友关系或者至爱亲朋，所以可颠覆因素就几乎等于0，既避免许多内耗，又能杜绝一切冗员。又因为这种组合基本可以称之为精兵强将，更由于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这些影视公司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就极强，他们的合作也愉快和默契。从艺术和经费的角度上来看，他们无疑能做到最佳优化组合和多快好省。　

　　譬如这些影视制作公司已经和正在拍摄的影视剧有《爸爸是个变色龙》、《换个活法》、《我爱我家》、《情殇》、《天生胆小》、《候车大厅》、《新72家房客》《太阳出世》、和《红樱桃》等数十部。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基本是：顺应市场，不以参加评选为目的。通过流通领域，使这些大众化、商业化的成品迅速转化为资金投入再生产。

　　　当我们呼唤市场到来的时侯，不得不承认：我们是要做出一些牺牲、包括对艺术的冷落为代价的。因为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在一部戏里尽可能多地让家族成员都能利益均沾，就必然导致艺术让位于经济的局面。譬如前两年一部刚开机就打起架的电视连续剧，导火索就是钱！年轻的导演拉来赞助，几乎是第一次当导演，但念念不忘亲情。妹妹和父亲分别为女主角和男配角，姐姐不会演戏、不懂财会就索性当剧务。真正做到了伸手算一份。明明妹妹不具备知识女性的气质却偏偏演记者，为了突出妹妹的形象，不顾剧情需要，尽可能地把其他女配角的戏砍掉加在女主角身上。虽然，那部平庸得不能再平庸的电视剧最终无人问津，但他们家族因此而在经济上受益匪浅。

　　类似这种现象如今在影视界已经司空见惯，除了那些影视公司外，更多的“银幕伉俪”或者“黄金搭档”则属于不成文的固定“合作伙伴”。尤小刚与邬倩倩、夏钢和孟朱、吴子牛与司马小佳、李少红与曾念平、何群与剧雪、史践凡与奚佩兰、李前宽与肖桂云、塞夫与麦丽丝、冯小刚与徐帆以及古榕与徐松子等等。这些“搭档”里的导演大抵是每戏必由对方表演或编剧或联合执导。

　　这种“夫妻店”现象，不能一概而论斥之为“任人唯亲”。检验他们成绩的标准不是看他们肥水流入自家田多少，而是其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多大的效应。如果他们“辛辛苦苦”地合作了数月的影片或电视剧播放后招来一片抨击和耻笑，被电视台从黄金时间档赶出去；或者即使“请观众来修改”，那诺大的影院里观众也依然寥寥无几，甚至连一声嘲弄也没有，听任其“大片”自生自灭。这种“夫妻店”肯定面临生存危机了。

　　纵观一些“夫妻店”失败的原因，不外乎导演不尊重生活逻辑和违背艺术规律，硬要因人而异让角色去适应演员而非演员适应角色。比如新版的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就是最显明一例，明明演员已经近中年，却偏偏让她去演二十左右的女学生。由于女主角的年龄高居不下，其他演员的年龄也必须与之相适应。结果，一部好端端的原著被“改编”得面目皆非，“青春之歌”唱成了“中年之歌”。

　　观众奇怪，导演怎么挑选的演员？是没有年轻女演员了吗？当然不是。如果细心观察演职员表就会恍然大悟：制片人与女主角是夫妻关系。平心而论，陈炜不是一个糟糕的演员，但让她演林道静无论如何是个失策。就象徐松子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而演《红天鹅》里芭蕾少女一样，撇开“夫妻店”因素不谈，至少她们自身没能清醒地估计自己年龄的可塑性。

　　还有一例是典型的“家族式生产”。几年前，还没有出现家庭影视公司的时候，一部表现姐妹俩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是由父子俩“联合执导”，其妻也在剧组里承担一份工作。后来，父子俩又在一部古装戏里“联合执导”，因摆不平纠纷，更因为制片人的出现，父子双双被“没有道理”的制片人炒了鱿鱼。

　　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要金钱和要艺术似乎是一对矛盾。许多演员不是常常坦率地承认：这部戏很糟，导演也臭，但片酬高。我还是去演了。也有的演员称只要是剧本好、导演棒，片酬低也认了。但是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好事，譬如说：肥水既没有流入外人田，自己演的角色又恰恰是真正的非我莫属呢？

　　让我们举这样的例子是困难的，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影视创作仍处于小作坊的初级阶段，这种小生产方式决定了目前这种不尴不尬的现状。在一个由家族式管理的小圈子里长期共存，势必导致思想封闭、观念保守和视野狭窄。长期纵向的“交流”，阻碍了艺术朝多元化的发展。窒息了新鲜的学术空气和禁锢了充满个性的艺术灵感。归根结底，只能自食其“近亲繁殖”的苦果。

　　在北京，影视界的小圈子现象极为普遍和严重，许多外省闯京城的有志文艺青年苦于无亲无故被排斥在舞台之外。他们中许多人不乏才华和天赋，但他们要长期地处于舞台边缘，默默无闻地充当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一方面，是大量的“新鲜血液”白白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各个小圈子内部周而复始地近亲繁殖。观众常常抱怨：打开电视机，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张滥熟的面孔。他们愤怒地质问道：“影视界莫非没有了新人！？”

　　新人当然有，只是他们在“各自为营”的影视界里出头露面的机会愈加艰难。六十年代的观众肯定还会对当年拍摄的电影《青春之歌》记忆犹新。那是为建国十周年而拍摄的献礼片。导演崔嵬先生当年挑选演员时，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坚持任人唯贤。只从艺术的角度考虑，二十几岁的林道静决不由年近四十的白杨去担任。尽管白杨已很著名、又是原著兼编剧杨沫的亲妹妹；更主要的是白杨也极其渴望演林道静。杨沫迫于姊妹亲情“做过努力”但“没能奏效”。后白杨又找德高望重的夏衍、甚至“更高层的的文艺领导同志”也没能让崔嵬改变初衷。白杨为此很遗憾甚至使姐妹之间一度疏远。

　　当我们今天得知当初在遴选演员时这些台前幕后的细节后，由此对崔嵬这样的大导演更加敬佩不已。由于他的坚持推出了新人谢芳，更重要的是，他推了一部不朽的影片留给了后世。

　　虽然，要求今天的导演也像当年崔嵬那样坚持原则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也的确看出了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和作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艺术家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主见，他可能会丢掉名利、金钱这些同样重要的东西。或许，这也使我们再次明白了这个道理：搞艺术的人不少，但艺术家不多。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能要求导演彻底地告别任人唯亲或任人唯钱的行为，但跨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后，一切商业行为都必然会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一味的违背艺术规律、近亲繁殖，听任因人而异地让角色适应演员的作法继续泛滥，就必然会导致艺术的退还，就必然会招致观众的冷落，最终失掉观众。而没有观众反过来就会萎缩制作单位的市场，况且，这些分散的小圈子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面临被淘汰的威胁。说到底，通过市场的手无情地纠正和调节，也许会使目前现存的这种家族作坊式的影视制作，缓慢地演变成大规模的科学化、规范化的大生产状态。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估：目前阶段我国的影视创作出现这种新气象，既是社会进步和开放的标志，也预示着未来我国影视业有更大规模影视公司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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