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中，观众看到了本应站在摄像机后的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康熙王朝》中，该剧制片人刘大印也出现在观众的面前。不知道幕后的工作人员被“收入”镜头是不是成了一种时尚———在最近央视推出的《橘子红了》中，依然有一个原本是幕后工作人员的身影，而且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只是“玩玩票”，而是认真地做起了男三号。这位幕后人叫郑重，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二太太的情人吴大伟。

　　从《大明宫词》起，郑重就成了李少红导演的“御用”编剧。目前他正忙着在云南写新剧《宝贝儿》的剧本，以至于记者只能在郑重刚起床的时候采访他，而那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了。

　　演自己写的戏有点那个

　　记者：作为《橘子红了》的编剧，再去演自己写的人物，是不是能比其他的演员更深刻地理解角色？

　　郑重：我以前以为(演自己写的人物)这是好事，但是演起来就不这样觉得了。因为在写的时候，对这个人物太熟悉了。但是一般的演员在开拍前，角色对他来讲是全新的，他的创造是从零开始的，而我写的时候不自觉地会有一些程式化的东西，也太相信自己的理解，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对手的戏路子是怎么样的，对手将会怎么演，而表演就是一种交流的艺术，我创作剧本时可以决定故事的发展，但是却不能限定其他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比如说我觉得二太太可能应该被这句话感动，但感动她的也许是下一句话，这样我演起来就会有困难。演员需要熟悉对手，但是对故事越陌生越好，这样重新创造的过程才会更顺畅。

　　记者：这应该是你第二次演戏了，在《大明宫词》中你就露过脸。

　　郑重：那次纯粹是玩票，连台词也是半宣讲式的，几乎是一个朗诵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在表演。

　　记者：在《橘子红了》中，并没有简单的善恶之分，你扮演的吴大伟的出现更是增加了有些反面意味的二太太的悲剧色彩。

　　郑重：相对于其他人，大伟身上的变数少一些。他更像是一个参照物，故事向良性还是恶性发展和他的关系并不大。这个角色本身是有些弱的，也很简单。大伟爱上了二太太，他是个好人，没有其他的什么目的，他承载的东西很简单。

　　记者：作为非专业的演员，在拍摄多达八九十场戏的过程中，一定有一些很难通过的戏吧?

　　郑重：印象最深的是和二太太告别的那场戏，我说我就撤了，反正孩子也没了。但是当时怎么也演不好，我算是一个初级的演员，演员其实是很需要感觉的，而我又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一演不好，面对摄制组那么多人，压力就更大了。那个时候二太太的扮演者贾妮已经坐在床上哭过好多次了，但是我和她还是配合不上。后来，她突然就给了我一个耳光，我知道她这是在刺激我的表演，刺激我的直觉。导演也明白她的意思，就马上开始实拍了。

　　刚出场时那几场和二太太在马场骑马的戏，我演的就和我本人很接近。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用少红的话说就是“眼睛老乱转”。但是大伟不应该是这样，他相对沉静、执着。少红一直不规定我去怎么演，而是让我慢慢地揣摩，把生活中的本色打掉。有时候我不经意流露出的一个眼神，大家说好，我就会坚持下去。我一直在找感觉，后面的戏要好一些。

　　“大伯”才是“橘子”的核

　　记者：据说《橘子红了》的结尾是很晚才完成的，当时主角们有几个不同的归宿。

　　郑重：起初我们是提出几个可能性，在做的时候我和演员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他们和少红交流以后，会把意见反馈给我，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最后定下来的就是让秀禾既没有出走，也没有自杀，而是难产死了。

　　记者：李少红很喜欢从女性的视角来关注女性的命运，你和她合作时在这方面有什么分歧吗？

　　郑重：我觉得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人性，而不是一个人的性别。其实我在《橘子红了》里下了最大功夫的是大伯，而不是那三个女人。大伯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男人，而且这样的男人并不是只在那样的社会才有，大伯身上的特点在现代中国60%到70%的男人身上都有，只是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我写大伯时，素材来自现代社会，大伯和现代的很多男人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对事物是一种偏执的关注，有一种统治的欲望。一个作品能够打动人，不是说我要让大家看一个故事，而是要让大家在故事中看到自己的生活。

　　记者：《大明宫词》播出后，有人对剧中的语言方式提出质疑。现在，又有人说《橘子红了》的节奏过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重：《橘子红了》起初是20集，后来又成了25集。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情节有所弱化，说节奏慢，这有什么标准呢？在某些时刻节奏慢恰恰是一个导演的特点，管虎的《黑洞》节奏很快，他坚持了自己的特点，运用了丰富的想像力，没有去简单迎合观众，而是让观众跟着他走，《黑洞》就很受欢迎。李少红有她自己的影像语言风格，她是在用自己的长处吸引观众。一个创作者如果坚持自己的特点，而且能把它运用得很好，不但会丰富观众的审美经验，而且观众也会认同。

　　品质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

　　记者：《大明宫词》后，你又和李少红导演合作了《禧娃》、《橘子红了》，现在又在做《宝贝儿》，是什么吸引你和她合作这么久呢？

　　郑重：其实这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少红是一个勤奋、一丝不苟、深思熟虑的人。当然，她也很有才华。以前，我觉得才华是最重要的，但现在觉得品质也是很重要的。少红做事的风格和我很像，我也希望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品质对一个人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和少红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我急躁了，少红也能理解、包容。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她身上学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记者：在《橘子红了》的编剧名单中，除了你还有王要，平时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郑重：我是做统筹上的安排，一个作品一般先要经过我们的讨论，然后由我写出一个大纲，就像是小说那样的东西，确定一下整体的基调、走向和节奏。王要主要是进行具体的操作，我们并不像一般的编剧合作时那样你写几集、我写几集。所以作品是融合了我们两个人特点的，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从小也爱读一些形而上的书。王要以前写过诗，他的感性色彩浓一些，好的作品其实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不过，其实合作这么多年，我和王要无论是从非主流状态还是到现在的主流状态，在思路、文风上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有所接近。

　　记者：能谈谈你正在创作的《宝贝儿》吗？

　　郑重：现在还不太方便说，少红说还是少谈为好，只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戏的名字就好了。《宝贝儿》和以前的戏是两个风格，很现代，很酷，也很城市化。新报记者裴艳

   千首明星金曲铃声任你挑选
      短信点歌，带去你真挚的祝福！3500条闪电传情，让她想不看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