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频道越来越多,有品味的节目越来越少;电视从业队伍越来越大,高素质的电视人越来越少。这就是当前中国电视的可怕现状。有人调侃说,当今社会是“生活现代化,办公自动化,男人女人化,电视庸俗化”,这种说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昨天,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面对日益严重的电视庸俗化现象,开始“炮轰”当今愈演愈烈的庸俗电视,他像一个手握利刃的斗士,向电视庸俗化宣战。同时,他还对当今媒体存在的一些诸如新闻腐败等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作为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能够大胆地拿自己的职业开刀,这种气概让同行肃然起敬。

　　电视庸俗与社会文明

　　崔永元承认,《实话实说》也曾经庸俗过,最初开办这个节目时,为了提高收视率,也曾经把《实话实说》做得很庸俗。但随着这个节目知名度的提高,极有良知的崔永元认为再这样下去将是对电视观众的不负责任,自己的良心也过不去。

　　电视庸俗化是一个社会现状,它在电视业空前发展的今天表现得尤其突出。崔永元说,中国是世界上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之所以庸俗电视得以存在,是因为它有着巨大的市场。每天一打开电视,好几十个频道,但是真正能够吸引人的实在是太少了。“克隆”是个时髦的词,中国的电视人已经把它放大到了极至,全国电视一个样,跟比赛似的一个赛一个的俗。崔永元说,有一个顺序可以发现,北欧--美国--日本--港台--内地,美国人喜欢“克隆”北欧国家的电视节目;日本人“克隆”美国的;港台“克隆”日本,中国内地“克隆”港台的电视节目。以这种顺序把电视节目“克隆”到国内,内地观众看到的永远只是三流的货色。问题的关键是节目的灵魂并没有被“克隆”过来。

　　急功近利是电视庸俗化的祸根

　　有人认为庸俗电视的收视率比较高,可以赚钱,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电视业极其发达的美国,真正赚钱的并不是庸俗电视,而是一些极其严肃且贴近生活的电视节目。这种节目能够抓住观众的心,让你不自觉地被带入其中。特别是一些时政谈话节目,一些纯家庭生活类节目的高收视率能够长年保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美国的庸俗电视就是专门为一些需要不断刺激的人而制作的,但它的收视率并不高,或者说不能长期保持一个较高的收视率。因为这种庸俗电视只是针对一小部分受众的。

　　崔永元说,有一些电视台负责人面对日益严重的庸俗电视节目也感觉不安,但又无可奈何。电视台要生存,就必须提高收视率,收视率上去了,广告业务才能进行,没有钱节目不好做。因此,电视台一般将这种庸俗电视当做提高收视率的法宝,某个节目有了收视率,全国的电视跟着一块上,全都一个模样。其实,就跟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鲜一个样儿,吃多了自然会腻,观众是很挑剔的,等到他们起腻的那一天,他会毫不犹豫地换台关机,离你而去。

　　电视台要赚钱,电视从业人员要拿工资,拿奖金,许多电视人认为惟一的捷径就是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在没有做出既有高品味又有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之前,随大流制作庸俗电视是许多电视人的不二选择。急功近利是当今电视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知识分子不介入造成电视庸俗化

　　崔永元说,电视台请高级知识分子做节目特别困难,主要原因是,曾经有些素质低下的电视人不恰当的言行伤害了知识分子,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对电视不屑一顾。据悉,高级知识分子目前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一个是因为他们很忙,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感觉电视节目水平低,不值得看。

　　今天的中国电视之所以庸俗不堪,知识分子的长期不介入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崔永元说,《实话实说》是一个谈话节目,在选题上有很大的空间,如果选题离老百姓太远,难免曲高和寡,但是如果选题过于随意,弄不好就落入庸俗之中,很多事情往往都是在一念之间发生的。因此,为了开阔视野,《实话实说》节目聘请了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担任节目顾问,虽然他不直接参与节目的制作,但是剧组每次开选题会、制定策划方案时他都会到场,有时候因为一个选题他会和制片人发生争执。但是,通过这种形式的碰撞,我们会发现彼此许多新的、可用的东西,把这些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争论的结果和焦点拿到节目中来,可以将一些客观存在的庸俗用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效果非常好。其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作用。

　　让高级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在电视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崔永元说,在日本,有一位学术界权威的一些见解和论断非常引人注意,电视台就想邀请他做节目,然而,这位权威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如果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国内,结果肯定是负责联系的人挂上电话就骂人家,哼,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就不再提这事了。但是,日本的这家电视台没有这样做,负责联系这位权威的人一直苦苦追,追了人家两年,最后,权威终于被感动,来到电视台做了节目。自然,节目播出后影响是很大的。

　　商业操作使电视庸俗化

　　不能否认,电视业的发展很多时候是带有商业印迹的。现在电视台处在一个既尴尬又很微妙的位置,它是国家的舆论工具,担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任,充当党和国家的喉舌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今天的的电视台实行的却是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国家不给你提供更多的资金。而电视节目制作又是一个费钱费时费力的工作,没有钱很难制作出高水平的电视节目。这就是一个矛盾。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电视业的发展都是无法避免地借助商业运作而成就今天的。中国电视也不例外,问题是商业操作在电视发展过程中应该占据一个什么位置。

　　崔永元说,今天的中国电视几乎完全是受商业的操作和利用。电视里播放合法的商业广告是应该的,受众通过电视广告了解产品,电视台通过收取广告费而获得经济效益,这是双赢的结果。然而,现在的商业渗透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了。比如说某个节目是某个品牌赞助的,这个产品再烂,电视台都不会提出批评,至少这个被赞助的节目绝对不会说半句对产品不利的话,不管你这个产品是个什么货色,因为人家已经用金钱俘虏了这个节目,那么剩下的只有替产品说好话的份儿了。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如果某厂商在某一电视台做的广告和提供的赞助特别多,那么你从这家电视台的任何节目中永远不会看到不利于这一厂商的宣传。商家为电视台出钱是有选择的,因为许多商家的宣传都是短期行为,什么节目收视率高就会有人往节目里投钱,很少有商家愿意拿出钱来让你去尝试着做高品味的电视节目,这就是商业操作的结果。

　　只要是庸俗的就一定是不好的

　　央视名嘴白岩松曾经将媒体从业人员分为三大类,他认为素质最高的是报纸人,其次是广播人,素质最差的是电视人。本报记者为白岩松的说法专门向崔永元发问,同时要求他提出对这种分类的看法,崔永元以“这句话是我告诉白岩松的”这一极其幽默的方式做了肯定的回答。当本报记者进一步向崔永元提出“是不是因为电视人素质的低下才使得今天的电视节目不堪入目”时,崔永元回答说,电视节目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永远和受众是互相呼应的,电视节目水平的高低可以影响受众的欣赏水平;反之,受众欣赏水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电视节目制作者的创作思想。必须承认,作为目前受众最广泛的电视媒体,电视节目制作者的水平应该高于受众的欣赏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让受众随着电视节目的传播而提高自身的素质。但是目前中国电视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受众的欣赏水平明显高于电视节目制作人的创作水平了。这就是为什么素质稍微高一点的电视观众总认为我们的电视节目是庸俗电视的原因。

　　崔永元不止一次地提到,《实话实说》一开始的确做得很庸俗,毕竟那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谈话节目,受众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也是在摸索中提高,在赏试中进步。如果节目最初就走曲高和寡的高品味路线势必会影响收视率,因此,《实话实说》最初的创意和选题也未能免俗。

　　崔永元说,其实,我们所提到的庸俗与高雅虽然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词,但是,许多时候并不容易明辨庸俗与高雅的那道分界线究竟是在哪儿?这就要求电视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

　　有人认为庸俗电视目前还在大行其道,很多观众很乐于接受这样的庸俗电视。崔永元说,因为中国观众目前还看不到国外真正的高品味、高质量、高水平的电视节目,所以,在乏善可陈的中国电视界,看看庸俗的逗人一乐儿的电视节目只是聊胜于无。他仍然“固执”地认为,只要是庸俗的就一定是不好的。这种庸俗电视一定不会长久,至少不会象现在占中国电视的“主流”。 (本报记者 程福俊)

   点一支歌送朋友，带给他(她)春天的信息和你的心意！
      15秒快速订短信 精彩资讯尽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