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导演石挥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严谨的创作态度，使改编后的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改编后的电视剧对原著中给人以隽永艺术享受的东西：语言、风格、场景和人物描写几乎抛弃得一干二净。

　　如果把原著比做父母，那么改编的作品就是儿女。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是1949年至1950年由著名艺术家石挥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另一个就是2002年播出的由张国立自导自演的同名电视剧。同是“儿子”，但有“孝逆”之分。所谓“孝”，要求改编后的作品继承原著的主旨，忠实原著的精神与风格，否则，就是“逆”。

　　在评判石挥版本的改编与张国立版本的改编之前，要先说明，作者并不一概反对改编作品时对原著的加减增删，更不反对表现形式的变化。因为，一成不变，只能算克隆而不是改编。问题在于不能背离原著的灵魂。

　　小说原著有三个耀目的支撑点

　　那么，在《我这一辈子》这部不长的小说中，老舍先生赋予它的灵魂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原著的精神框架和精神支撑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个是老舍先生对反动的军阀政府的残暴、腐败、无能的辛辣讽刺与强烈抗议，对世道黑暗人间不平与强横势力的愤怒抨击。书中通过主人公“我”的口，对“辫子军”进城后抢掠民财又借维持秩序杀害无辜的行径这样唾骂：“想想看，把整串的金镯子提回来，而后出来杀个拾了双破鞋的孩子，还说就地正‘法’呢！事后，我听人家说，这次兵变(指张勋复辟——本文作者注)是有什么政治作用……什么政治作用？咱不懂！咱只想再骂街。”类似这样的议论，在这部100多页的中篇小说里，可以说俯拾皆是。

　　原著的第二个精神支撑点，恐怕就是老舍先生一方面对中下层市民的深刻同情，一方面又对他们身上寄生的保守自私狭隘等劣根性的不满与失望。他用极简洁又极生动的文字勾勒出城市贫民跟着大兵哄抢商店大捞一把的丑陋行为——“砸门的砸门，喊叫的喊叫，压倒在地的狂号，身体利落的往柜台上蹿。”“贵重的东西先搬完了，煤米柴炭是第二拨儿。有的整坛地搬着香油，有的独自扛着两口袋面……有的人会推着一坛子白糖，连人带坛在地上滚，像屎壳郎推着个大粪球。”读者看到此会朗声大笑，老舍也说这叫“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但其实，老舍的内心却是悲凉的，因为这种情形让他看不到希望，心中有了个“空儿”，觉得在这样的“人们里活着，就是个对付劲儿，别讲究什么真事儿”。话虽然出自主人公“我”的嘴，但却是老舍先生的独白。

　　《我这一辈子》的创作，正值老舍文学道路上“第一高峰”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艺术风格也就显得十分突出。他的文章既不像鲁迅那样冷峻和锋利，又没有那批闲适文人的柔曼与婉约。他特别善于用平凡场景中的小镜头来反映社会生活里的大冲撞，他的笔触不是直接介入而是自然延伸到民族的命运中，他是让人从他的诙谐与幽默中品味生活的沉重。这可以称做《我这一辈子》原作中第三个支撑点。

　　老舍本人对石挥也是钦爱有加

　　对于这三点，特别是前两点，在石挥版的电影中，不但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而且得到了某种弘扬与升华。首先是这部电影给主人公“我”加入了1937年到1949年共12年的经历，使这个旧政府巡警的个人命运与历史结合得丝丝入扣。其次是用一针见血的议论，破解了这个旧巡警悲惨身世的症结所在。发这番议论的是原著中没有但在改编中加进去的一个人物——申先生。申先生对巡警“我”这样说：“军阀、官僚、财主老爷，他们喝了我们老百姓五千年的血，而你……你呀，你给这些混蛋们做了一辈子奴才走狗，你替他们装门面，维持治安，站岗守夜，替他们收捐收税，替日本人找花姑娘，替特务们抓革命党！当奴才的还会有好下场吗？您想一想，您这一辈子受得冤不冤，我们这一辈子冤不冤。五千年了，中国老百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委委屈屈地死了！”很显然，贯穿于这部电影的类似议论既有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又有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同时也真实反映出原作者对城市贫民不幸的哀、不争的恨。当然，也应该指出，改编后的电影也由于解放初期物质条件的限制和审美情趣的局限，在表现形式上也存在着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采取了活报剧式的简单处理——然而，瑕不掩瑜，由于电影《我这一辈子》的导演石挥先生深厚的艺术功底、严谨的创作态度以及他对老舍原著的深刻理解，使改编后的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就连后来因在《龙须沟》、《茶馆》中的演出，享誉中外的于是之先生也称石挥是他的老师。老舍本人对石挥也是钦爱有加，甚至当石挥被打成“右派”后，也还常常冒着政治风险，请石挥到家小坐、小酌。

　　深刻的社会讽刺变成了滑稽

　　那么，就让我们以同样的标准来看看张国立版本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吧。这部二十多集的电视剧不但把一个人的一辈子变成了三个人的一辈子，加入了许许多多原著中不见踪影的人物与情节，而且把电影版《我这一辈子》中许多合理合情合乎思想逻辑的内容也几乎删除得干干净净。但是，我认为这还都不是最致命的，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改编后的电视剧已经完全抛弃了原著中浓烈的社会批判意义。既不对腐朽之极的社会加以鞭挞，又不对旧中国底层的莠草加以剪除。丑恶的社会、污浊的人际都成了改编者把玩、调侃、品味的对象。深刻的社会讽刺变成了市井胡同中的滑稽，诙谐色彩的悲剧变成了时下“侃爷”们的闹剧。此外，就表现形式而言，改编后的电视剧对原著中给人以隽永艺术享受的东西：语言、风格、场景和人物描写也几乎抛弃得一干二净。服装、道具、灯光、化装完全没有底层百姓生活的时代感，加上出场人物个个红光满面、壮壮实实、营养过剩的形象，谁又能相信这是一批在悲惨世界悲情岁月中挣扎的悲剧人物呢？

　　有人说，这部电视剧是对原著的伤筋动骨，我说它是抽掉了原著的精血与灵魂。这样的改编是“孝子”之作，还是“逆子”之作？(文／秦晓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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