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谈话节目已经多达100多个,形成了继“综艺风”、“益智风”后的第三股收视风潮。不过谈话节目良莠不齐,有些节目重复、虚假、低俗到几乎使人谈“谈话”而色变。
近日有消息称,中央电视台《朋友》、《半边天》(周末版)等谈话类节目将被暂停播放。据说,这一动作只是央视对谈话类节目加强管理的第一步,接下来还会对一些谈话类节
目做相应调整。
对于谈话类节目的现状,崔永元在曹可凡新作《谈话节目主持艺术》的序言《一吐为快》中不客气地指出:“谈话谈成这样,让人想起打鸡血、喝红茶菌、甩手疗法,都是一哄而起,都是无所不能,都是灰头土脸。”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何在,国内谈话节目的出路又在哪里。
昨天,晨报记者独家专访崔永元,请他就谈话节目实话实说。
历数谈话节目“罪状”
记者:您在《不吐不快》中历数了当下谈话节目的不少“罪状”,情况真的像书中说的那么严重吗?
崔:那当然了,比我说的严重多了。一个是观众自己能看出来的,比如暴力、下流、低俗;还有的是观众看不出来的,比如所谓的安排“话托儿”,举手站起来说的都是节目组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话;再有就是“化妆”,请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扮演当事人,我认为这都是愚弄观众。从商业上说就叫做诈骗;从艺术角度讲,则是混淆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区别。
记者:前不久,您对中国电视的庸俗化进行过猛烈抨击,谈话节目的这些问题是否就是电视庸俗化的重要表现?
崔:对。谈话节目的这些问题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也丧失了艺术家的良心。他们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技巧来愚弄观众,来追求收视的轰动性,目的就是追求商业的利润。在美国,也有一些公认的极其庸俗的节目,比如“斯普林格秀”中有一期节目讲婚外恋:请当事人和情人在节目中大打出手。也不告诉观众是真是假。美国的媒介,都认为它很庸俗,不坚守行业操守。
中国没有“脱口秀”
记者:您对谈话节目的失望似乎集中在缺乏真实性上,但在学界还有一种观点:电视节目是将日常谈话公众化,就不可能保留生活的完全真实。脱口秀的“秀”本来就带有表演的意思。两者矛盾吗?
崔:我觉得不矛盾。谈话节目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真实的谈话,像克林顿、布什的采访。还有一类叫谈话表演,一般请喜剧明星、电影演员来主持,相当于我们这儿的小品,跟观众说清楚这是表演。《六十分钟》、拉里金的访谈这些真实的谈话,如果造假就是丑闻。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脱口秀。基本上都属于真实的谈话,但又把表演成分掺混进去。观众还以为这都是真的呢。
记者:那是否可以说“真实”是衡量谈话节目优劣的标准?
崔:如果是真实谈话节目,那么这就是唯一标准。而如果是谈话表演,就不是。故事片就不应该用纪实的标准来衡量。
记者: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标准吗?您能否从谈话节目的本体来谈谈目前谈话节目存在的问题,比如主持人、制作等?
崔:主持人的问题我不想说,可能他们自己喜欢,认为这是自己的风格,别人无权干涉。制作的粗糙也不是大问题,干电视的都是想为观众奉献制作精美的节目。不能一步到位,就慢慢来,这都是暂时的问题。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位置、作用和影响力。我常跟《实话实说》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观众有七八岁的小孩子,也有五六十岁的老人。说到什么分寸,你是负有责任的。现在不少谈话节目已经有暴力、下流的成分了。最近,我正在研究港台影视管理体制,他们的分级分得很细。英美也都有低俗行为法案。而我们是在大家都可以收看的时段,什么样的节目都有。现在无论是谈话节目,还是相声小品,色情、半色情的东西都很多,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不是个很保守的人,但我有孩子,也有老人,我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反应。不能自己喜欢什么就播什么呀。
《实话实说》失去了宝贵的东西
记者:我在您的序言中发现了这么几句话:“而今回头看看那时的节目,因为淳朴而真诚,因为简单而平易,因为无所顾忌而显得率直和活泼。”那是否可以倒过来说真诚尽失、顾虑重重是造成如今谈话节目质量不高的原因?
崔:我刚干上这行的时候,全国也不过10个谈话节目。那时,对节目的形式不太熟悉。我们都是以真实状态来参与的,而现在变成了互相迎合:制作者迎合观众,节目的参与者迎合制作者。当大家互相迎合时就没有了当初的那种真诚率直。我有些时候觉得现在的节目太圆滑了,包括《实话实说》。在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是许多宝贵的东西。
记者:还有其他原因吗?崔:现在谈话节目很多,全国上下有100多个。大家都开始竞争,竞争让人的心态变得浮躁。不少人急功近利地想压倒对方,显出自己,不择手段地谋取最后的胜利。
记者:那么您觉得这些劣质节目的出路在哪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崔:我觉得首先是要平静下来,仔细想想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做,应该怎样做?回顾国外谈话节目的历程是一个好方法。他们也经历过混乱,但最后一味追求收视率、急功近利的节目都不长命。就像市场很混乱的时候,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后一定都没有出路。我觉得如果再这么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看看娱乐节目就可以了:火得多快,退得又多急。
《实话实说》怎样面对收视压力
记者:但是电视工作者必然面对收视率的问题,如何让节目既不庸俗又被老百姓喜欢?
崔:我们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方法。好莱坞的发展道路始终值得思考。他们有一个阶段商业片风行:到处都是枪战、暴力。但那些拼命跟风、盲目追求广告效应的影片在商业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益,也就是挣不了钱。你看,现在在国际影坛比较活跃的,都是那些冷静地拍电影的:比如越南、伊朗和韩国。前两天,我在读《李翰祥的艺术生涯》,他年轻时很长时间都在拍非常庸俗的电影。但事实证明没有多少赢利,到晚年转向艺术影片,像《火烧圆明园》等,很受大家欢迎。你可以调查一下:究竟是哪些节目有商业效应。那些所谓迎合收视的栏目到底好不好,那些电视台又经营得如何?
记者:《实话实说》怎样面对收视率的压力呢?
崔:我想,首先,我们要分析观众的口味,观众的话有时很有用,很有价值,我们要及时吸收。第二,不要观众说什么就听什么。观众不是专家,我们才是专家,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接触节目。我觉得观众想看什么,就做什么是不对的。比如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期日本教科书专题,就有观众明确表示不喜欢,他们总想看歌星、影星。我就告诉他们应该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完全听他们的。这期节目我们是下工夫做的,收视率却不理想,但我认为它很有价值,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做这样的节目。
记者:《实话实说》今后的走向会如何呢?
崔:我们今后要加强两点:一是新闻视角,也就是说反应更快一点。比如“砸大奔”事件,我们在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做了节目。二是国际眼光,就是要知道对某件事,国际上是怎么看的,其他国家的人是怎么想的。总之,一边改,一边做吧。晨报实习生黄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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