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世界。”窦文涛说。

　　前不久的采访中，这句话最先触动了我，它让我开始理解一种反差——电视屏幕上的滔滔不绝和生活中的沉默寡言。“电视上的我不断讲话，那是一种特殊的状态，日常生活中我做不到。”

　　采访结束后，我和窦文涛一起乘电梯下楼。一个晚上没吸烟，我有些不自在，碰巧，他的烟瘾也犯了。于是，他掏烟，我找火。烟雾腾起后的闲聊却更加朴素。

　　“贫嘴”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贫嘴”而成为“名嘴”的生活呢？窦文涛说：失败感始终伴随着我。

　　珍惜每一次当众出丑的机会

　　窦文涛没想到过自己有一天可以靠说话吃饭，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名嘴，因为他有因嘴笨而伤透了心的童年。“在小学五年级之前我一直有轻微的口吃。”上初中后，尽管彻底告别了“口吃”，也不再讲地道的“石家庄方言”，但距离语言天赋的展露仍然遥远。

　　一次当众出丑改变了他。

　　初中老师让窦文涛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尽管上场前演讲稿已倒背如流，但上台后面对黑压压的一片时，他还是不可遏止地紧张了。背完两段话后，他大脑一片空白，在沉默中熬过了整整一分钟。在全校师生的睽睽目睹下，窦文涛跑出了校门。

　　因为“朗诵的那两段挺好”，老师还是推荐他去参加区里的比赛，“我这次答应得很痛快，结果得了名次，从此我就有点变化了，反正已经‘不要脸’了，还有什么所谓？卸下这个负担后，我觉得自己还行，再后来就经常在这种场合露露脸。”

　　此次来上海，是受上海教育电视台邀请，担任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的讲评嘉宾。尽管在讲评中，窦文涛调侃“我越听越害怕，因为在整场辩论中，我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懂”，但亲临其境，让他重温了自己在武汉大学的辩论经历，那是唯一的一次，由于再次当众出丑，他第一次与辩论赛接触就不得不与这项“温文尔雅”的活动“永别”了。“当时的辩论题目对是西方文化可不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我是反方，在自由辩中，我站起来发言，‘现在西方盛行天体主义，难道对方女辩友也要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裸奔吗？’”他没有上次幸运，评委没有像初中的那位老师那样再给他机会——由于不尊重女同学，辩风太差，窦文涛同学被逐出赛场。

　　事实上，在他随后的“贫嘴”生活中，窦文涛极少与温文尔雅有缘，这为他撑出了谈话节目的新天地。

　　不能让我的父母听不懂

　　“我的大学同学都觉得我是一路拼搏，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但我自己知道，不是那样的，我不仅是一个毫无事业心的人，还很自闭，我的生活很少是主动争取的，说到底，我是个很被动的人。”窦文涛说，“我的生活基本上与世隔绝，我住在深圳，录像在香港，节目制作在北京，我很多时间都是在几个城市游走，身边几乎没什么好朋友。”

　　在加盟凤凰台以前，窦文涛没想到过自己会怎样，他签的合约就与众不同。

　　“在香港我举目无亲，凤凰台让我过去当主持人，万一接触久了，看我这德行不合格，把我炒了，那不失业了。”为此，窦文涛坚持签下两份协议，主持人协议和撰稿人协议。“万一不当主持人了，做撰稿不是一样能生活吗？”所以，至今窦文涛的节目，有很多稿子是他自己写的，“每次我向台里提意见，为什么鲁豫、许戈辉她们不用写稿，台里就会说，协议是你自己签的，两样工作，一份工资。”

　　在传媒圈中做了十几年，窦文涛已经很少看电视了，他几乎从来不看新闻，偶尔看报纸，第一版也是要跳过去的，窦文涛对书更感兴趣。

　　“我并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名气，也没有人告诉我。”窦文涛认为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而言，运气最重要，原因说起来并不复杂，“观众喜不喜欢你，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你可以为你的梦想和追求付出努力，但给社会的印象你无从把握。你可以一夜成名，那是你运气，观众缘一类的东西，很多时候你真的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对于电视传媒追求雅和俗的问题探讨，窦文涛觉得很没有意义，“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谈到自己，他说，“我做的节目的基本标准是：我不能让我的父母听不懂。”

　　《锵锵三人行》是我的生命

　　《锵锵三人行》已经做了4年多，每周5期，每期30分钟。节目的定位是：“不求高度，只求广度；不求深度，只求温度；不求结论，只求趣味。”说到底，窦文涛把私人间的侃谈搬上了电视。据说这种将娱乐元素注入时事节目的路线，开辟了另类新闻漫话节目的先河。

　　窦文涛说，这个节目早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当中，我几乎是用我所有的生活在做它。我同一个人在吵架，吵着吵着我会对那个人说，“你等会，你刚才那句话不错，我把它记下来！”节目已经是我的生活凝成的一种东西，如果有一天，台里出于市场或者其他原因的考虑，不想做了，我想我会另起炉灶，我会另找合作对象，坚持一直做这个节目的。

　　“最初就是想做一个三个人的谈话节目，主要关注那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北京人管聊天儿叫“侃大山”，四川人叫“摆龙门阵”，而广东人则叫“吹水”，这说明聊天这种形式在普通百姓当中还是很有市场的。谈话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的节目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也不会讲什么大的道理，就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享受聊天的乐趣。”

　　“有人觉得我的节目很另类，认为我说话很大胆，但其实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我们的话题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平时在饭桌上说过的，恰恰这才是最真实的。”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是纯洁自己，去掉多余的东西。推掉一些事情，一些做得不好、还没找到感觉的事情就拒绝它、删掉它，最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最纯洁的个体。我过去做得有点多，人就是这样，你也许想做好几十件事，可是最后发现都没有用，每件事中的你都是可以被代替的。你不如一辈子去做好一件事，让它成为永远是不可代替的。我想这一个工作可能都足够我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好它了。”

　　穷我一生，只不过将门推开了一条缝

　　窦文涛在不同场合说着自己公司的“坏话”和“好话”，这次他讲的是主持人策略。

　　“凤凰台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主持人做，现在不少电视台也在推行各自的主持人策略，这实在是因为凤凰台装备简陋，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很多节目的出台属于‘逼上梁山’，因为制作条件有限，预算不足，就像《锵锵三人行》，原本是准备每期请不同的人来做嘉宾，实在没条件，才这样的。现在看来，就应该这样。”

　　同时，他也得承认，“其实凤凰卫视对主持人特别宽容，给他们在业务上特别自由的探索空间。所以很多主持人令人感觉风格有变化可能是主持人自己的原因——他认为这样好，也有人喜欢。凤凰卫视鼓励主持人发挥个性、自由探索，所以我想才能有我们这些特别‘怪异’的主持风格的出现。”

　　窦文涛对说话的兴趣一直不减，“当你真的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你的失败感就愈强烈。我对说话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终我一生，失败感也会伴随我，因为很多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一个东西，但做出来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说话能达到一个什么地步？诸葛亮靠说话可以吓退百万雄兵，孔子的《论语》是和弟子聊天的真实记录。对于说话，穷我一生，也不过只是推开了一条门缝，看到里面的风光，自己却只能在门缝里看，就有了力不从心的挫败感。”

　　窦文涛正在筹备一个新节目，名字叫《文涛拍案》，定位是一个法制节目，“按照我的意思理解，这不是一个传统的法制节目，而是将世界各地的、有趣好玩的案例话题，拿出来聊天，让观众分享其中有意思的内容。”和《锵锵三人行》不同，新节目中窦文涛将很孤单，因为这档节目需要他一个人独自侃上45分钟，这对于习惯和人聊天的窦文涛来讲恐怕并不容易，“我很不习惯一个人对着镜头讲话，但没办法。”不久前，他买了DV，支在他的书桌上，天天对着它讲话，权当是提前进入状态吧。

　　11月30日下午，在福州路的博古斋，窦文涛买了两幅国画，他讲近来对国画的兴趣浓厚。他讲自己的最大理想就是做个闲人，“这样可以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说话这个职业不好，中医上讲，说话伤气。”窦文涛虽然这样说，但他还要继续说下去。(撰稿／李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