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里“全新”的历史观，在学术界已是“老生常谈”。

　　以往历史剧遇到历史学者，大多免不了挨骂，至少要挑几个史实错误出来数落数落。但是《走向共和》却恰恰相反，即使明显虚构，连普通观众都看着起疑的部分———比如孙中山满脸血污地当街剪辫子，历史学者们却也放它一马，甚至还好心地帮忙打打圆场：毕竟是历史剧嘛，有剧情需要嘛……

　　从某种意义上讲，《走向共和》的胜利，其标志不在于它的高收视率和高回报率，而在于它接受了历史学者苛刻的检验。从对几位学者的采访则可以看出，《走向共和》之所以成了宠儿，无他，是历史观的胜利。

　　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这一“全新”的历史观，其实在学界已是老生常谈，所以，学者雷颐感叹：学术成果转化那么难，以至于需要20年时间？在这个意义上，瑕不掩瑜的《走向共和》是对历史剧的启蒙之作。

　　维新派被漫画化了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走向共和》审片)：

　　《走向共和》值得肯定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对李鸿章复杂性的塑造。它内在的理论就是把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奋发图强追求现代化的一个进步环节。从学术研究来说，实际上学术界从1979年底、1980年初就已经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逐渐提出新的看法，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甚至有些异端邪说的味道，但十几年后，这一观点成为学术界相当主流的观点，而20年后，已经是平常的观点。但是非常奇怪，这种观点一直没有扩展到学术界之外。所以，这个电视剧最成功的地方，是作者很有历史感，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看，学术界老生常谈的观点，在播出后居然还引起不小的议论，犹如1979年的学术界。学术界成果需要20年才能转化，也实在太艰难了。

　　这部电视剧有很多成功的地方，比如说李鸿章签订条约，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作为个人行为来批判，实际上他是代表政府的，最终结果是由朝廷定夺的。反对派当然不敢反对朝廷，只能反对李鸿章，朝廷为了挽回颜面，也借势把责任推到谈判者身上，向国人表示这是李鸿章的个人原因。值得肯定的还有后面谈新政改革，把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新政改革的艰难局面表现得很充分，把清政府如何被迫一步步改革的道路表现得非常好。

　　在人物塑造方面，我认为袁世凯塑造得非常丰富，完全没有原来的脸谱化，符合历史真实。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直评价不高，但现在承认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电视剧对他在历史风云变幻中那种奸雄的冷静应对表现得非常生动。慈禧的塑造我不认为十分成功，而且因为分段编剧，前后的慈禧形象不太一致，有相当大的变化。

　　遗憾之处还有，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表现中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这可能跟一部电视剧的承载能力有关。历史现象本身是很复杂的，比如，洋务运动时，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无论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是有些腐化的，像盛宣怀这个人，办洋务非常能干，但是捞钱也很厉害，这方面没有表现，如果表现出来会把历史的复杂性表现得更丰富，历史感也会更强一些。

　　《走向共和》最大的失败是对维新派完全进行了漫画化。这部电视剧反对对袁世凯、慈禧的塑造漫画化，但是对维新派却完全脸谱化，这可能和这一段的作者对维新派个人的反感有关系。比如贪财，维新派、洋务派、顽固派都有，但是对洋务派没有触及，对维新派却予以夸大。再比如，梁启超被完全矮化了，这个近代中国相当伟大、相当重要的人，成了唯唯诺诺的年轻学生，孙中山和梁启超见面都是孙中山侃侃而谈，好像梁是个小学生，实际上恰恰相反。保皇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剧中是孙中山口若悬河教训梁启超，梁启超好像若有所悟，这也是简单化。如果能够表现他们针锋相对，互相冲突，各有各的道理，但历史最终走向辛亥革命，就会更加深刻。因为历史复杂性往往表现在进步和进步之间的冲突，进步和反动之间的冲突则比较简单好理解。正因为特别推崇这个戏，所以我也为这个剧有那么大的缺陷而感到遗憾。

　　我从前基本不看历史剧，这是我自己的“职业病”，但这个剧我是审片。我认为，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的肯定，在学术圈之外，这是第一步，很值得肯定。至于剧中的一些虚构成分，比如孙中山见过李鸿章、孙中山当街剪辫子等等，我和主创人员探讨过，他们跟我说作为电视剧，每集必须要有两个戏剧性冲突，这是电视的规则，没有冲突也要编。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把它当历史剧来看，不要当作真正的历史。

　　慈禧也搞过改革

　　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走向共和》审片)：

　　《走向共和》表现出了慈禧的复杂性。过去我们一讲她就是祸国殃民、卖国贼、妖后，这种认识就像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所批评的———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绝对的坏。慈禧在她活着的时候就挨骂，一直被骂到现在。首先她的上台就是违背祖训，她支持洋务，顽固派对她有意见，戊戌政变后康梁当然要骂她，所以顽固派、维新派、革命派都骂她，解放后给她戴了几顶帽子：“权欲狂”、“刽子手”、“吸血鬼”、“卖国贼”，“文革”后还有个小册子《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借着批她批江青。

　　实际上慈禧也搞过改革。洋务运动在改革开放后被肯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过去讲洋务运动的推动者在中央有奕(言字旁+右斤)、文祥，地方有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不讲慈禧，但是，作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洋务运动如果没有慈禧支持，是很难开展的。

　　对戊戌变法的镇压，也不能完全否定慈禧，不能说慈禧完全反对变法。变法本身也有很多失误，维新派的一些做法———比如光绪一下子罢免6位礼部堂官———是粗糙的，引起了社会动荡、政局动荡。另外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材料说明，维新派确实想搞武装政变。所以，如何来看这段历史还需要研究。

　　慈禧在义和团运动结束之后还搞了清末新政，并且还预备立宪，过去我们说这是欺骗，说迫于形势是对的，说欺骗实际上说不过去。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慈禧还很小，在她入宫以后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她和咸丰一起逃到避暑山庄。但据有的史料讲，她当时反对逃走，并因此和咸丰发生了矛盾。签订《北京条约》慈禧最初也是不同意的，还想打。到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开始时的态度也还是比较强硬的。但中法战争最终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还签了和约，这是她很大的罪状，但是也要看到，在镇南关大捷之前，清朝已经多次败仗，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了，而且胜仗之前，条约也基本商量好了。“胜而求和”也只能说是看到历史的一面而已。

　　综合看来，慈禧最早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一次次都以失败为结局，特别是义和团之后，她完全屈服了。当然，她不是正面人物，但是也不能简单化。比如说，慈禧对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的，对顽固派是限制的，但她有时候也用顽固派来牵制洋务派，因为她既要支持洋务派，以富强中国，又不愿意让洋务派太得势，危及她的统治。

　　曾经有个英国学者问我：有人说慈禧很残忍，有人说慈禧很仁慈，你怎么看？我说，如果说慈禧亲手杀的人，只有北京政变3个，戊戌政变6个，还有1个太监，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多，因为这些政治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慈禧不杀他们，他们肯定要杀慈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太平天国、对甘肃回民起义的镇压的确是杀人无数。作为电视剧，如果还像原来《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那样表现慈禧，那就和历史上的慈禧形象不相符，她干的好事不算，她没干过的坏事却算到她头上。

　　剧中有些地方还有待商榷，比如过去梁启超说因为慈禧修颐和园，所以中日战争失败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呢，慈禧修颐和园根据我的研究不到600万两，而不是梁启超宣称的3000万两。

　　我觉得这个片子主题选得好，过去都是以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为主线，但这个片子写的是晚清的几个重大事件。找到了一条发展的主线，一浪一浪往前发展，写出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二，他们的态度非常严肃，是正剧，不是戏说，有些为了好的戏剧效果而作的改编，或者移花接木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不是事实但是符合生活的逻辑。

　　李鸿章的形象有点矫枉过正

　　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新编《李鸿章全集》执行编委)：

　　《走向共和》从目前看效果不错，无论是编导的艺术构思还是演员的表演，都有突破窠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以引起对近百年来中国走向共和也即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关注。这是一个一个台阶走过来的进程，而在其中，李鸿章是在第一个台阶上，他试图在封建体制内有所变革有所作为，但从未越出过体制的雷池。

　　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李鸿章形象已经大为改观，但我感觉有点矫枉过正，某些地方偏离历史真实。比如说李鸿章和翁同?的关系上，剧中的翁同?比较保守，心胸狭隘，而李鸿章反而处处顾全大局，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的。现在说来，翁还是维新的第一导师，康有为也还是通过他引荐给光绪的。在北洋舰队的建设方面，剧中主要表现翁同?领导的户部在资金上对李鸿章的牵制。但实际的情况是清朝的中央财政确实先天不足，尤其是“丁戊奇荒”后更是捉襟见肘。再比如说甲午战争的责任，李鸿章确实在北洋海军建设过程中花了不少心血，但他在主观上消极避战是不容否认的。另外，李鸿章从淮军到北洋舰队，在管理上有很多裙带关系和封建帮派体系，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些也未能充分表现。战争是两国间综合国力的总体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官兵以至国民的总体素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进行，这方面的差异却很大，这是不容否认的。

　　李鸿章可以说是清朝的一个忠臣。所以他死后谥号“李文忠公”。他当直隶总督25年，在吏治上非常不错，3年一次的考评他每次都是优。有人说，慈禧太后、李鸿章、赫德3个关键人物代表了朝野、满汉、中外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的格局，使李鸿章本身处在近代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的中心，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也就体现在这里面。

　　洋务运动有五大集团：奕?集团、曾国藩集团、张之洞集团、左宗棠集团、李鸿章集团，其中李鸿章的淮系集团是实力最强，办的企业最多的，有人统计他有“47个第一”———第一个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条电报线、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等。

　　现在看来，我们对李鸿章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通过我们接触到的很多新资料，发现仅仅关于军费的来源和开支，就要涉及很多层次。再比如《马关条约》的签订，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从日本发回北京的电文其实早在战前就被日本人破译了，日本人知道中国的底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态度那么强硬。

　　李鸿章刚刚去世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以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最有代表性。尽管梁是李的政敌，但他对李鸿章的评价还不错，表示“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并且和古今中外的良相作了对比。当时外国报纸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认为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民党统治时期，因为政治上要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李鸿章是作为一个镇压内乱的正面人物被评价的，这一评价到了20世纪50年代被带到台湾。过去大陆和台湾对于李鸿章的评价分歧主要在镇压农民起义上面，现在则逐渐趋于一致。官方虽然还是坚持否定的观点，但是有一定的松动。而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现在都肯定了他的贡献。问题最大的是在外交方面，因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以至于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只看见李鸿章而看不见清朝皇帝。有人据此评论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其中最有损其名节的是他是否接受了俄国人的贿赂，但迄今为止只有俄国方面的孤证。

　　陈旭麓在1988年认为李是中国走出第一步的代表性人物。而到1992年，袁伟时进一步评价他是“庸众中的杰士、晚清近代化事业的领头人、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认为“海防、塞防”之争也是政见之争，不能以“卖国爱国”简单化。到了1998年戊戌维新100周年会议上，关于李鸿章在《中俄密约》中是否受贿这个问题提出很尖锐的意见，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使受贿，没有影响大局，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个人罪责。

　　20世纪50年代，胡滨写了一本《卖国贼李鸿章》的小册子，影响很大，但他个人到80年代初也认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开拓性人物———80年代学术界讲他卖国的就已经很少了。而且在“卖国”、“爱国”之外提出了一个“误国”的概念，现在学术界对他应当对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承担多少责任是有争议的，对他的评价依然有高有低。本报驻京记者杨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