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教授这些天一直在收看《走向共和》，并不时把剧情与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加以对照，不过，与同期某些历史学家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相比，姜教授的心态非常放松，他一上来就跟记者开玩笑：历史剧编剧不等于历史学家，所以历史学家干嘛非得抓历史剧的所谓“硬伤”？想来多数观众也有自己的判断，不见得就像历史学家所担心的那样，把历史戏看成是历史事实。

　　不过，应记者的要求，姜教授还是对剧中的5个主要人物进行了“历史还原”：

　　-慈禧：毋庸置疑，慈禧太后在弄权方面，肯定是极有能力、有眼光的一个人物，不然她不可能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帝而掌握那么长时间的朝政，让那么多大臣、名臣听命于她。可以说，她是晚清最有能力的一个统治者，过去的文艺作品多强调她的跋扈残忍，是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但剧中一味突出她支持洋务运动、建设海军等手段，把她写成一个自强不息的女性，这也是很有问题的。慈禧的症结，在于她是清王朝的最高代表，她所做的一切都为维护王权服务，即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这让她站到了整个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她最终崩溃的原因。鸦片战争的外患、太平天国的内忧，叠加到了一起，封建体制内部的矛盾全面爆发，慈禧支持洋务等一切活动，都是想在体制内做一些改善，意图把王朝维持下去。他们既是努力挽救这种崩溃的人，但同时也是崩溃的代表，戏里一味强调他们所做的努力，但没有挖出深层次的本质，即整个崩溃其实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清王朝的糜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鸿章：这是前十几集戏的焦点人物。作为晚清的一大重臣，李鸿章对中国的洋务运动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戏中过分强调他忧国忧民的一面，忘记了他做这些有很大的个人动机，他在洋务运动中有不少的腐化行为。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尽管他在马关签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讨价还价，忍辱负重，近乎“悲壮”，但是他竭力维护的并不是民族的气节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他所死心塌地维护的是西太后政权，是清朝的封建专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袁世凯：作为晚清一个飞黄腾达的人物，袁世凯在官场中的野心、权术和手腕是非常明显的，这在剧中也有很多戏剧化的表现。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迅速掌握了军权，由此也受到慈禧等人的猜忌，担心控制不住他，让他下台，但这时他手下的很多将领已经掌握了清军的兵权，并且还听命于他，他回到河南后，仍然能调动起大部队。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居间，用清王朝牵制革命派，用革命派牵制清王朝，于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被选为大总统。这个过程，不是袁世凯一人的技巧就能完成的，还有各方面的推波助澜。

　　-孙中山：剧名叫“走向共和”，但对“共和”的真正代表人物孙中山描写得最无力。戏中的孙中山像个上蹿下跳的毛头小子，他关于革命的想法，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点没有由头。我不知道作者怎么把这个关系扭转过来。还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剧中也没有很好地展开。

　　-翁同和：剧中为突出李鸿章，而把翁同和设计成了对立面。剧中的翁同和保守昏庸，心胸狭隘，而李鸿章处处顾全大局，但在历史上并非如此。慈禧掌政的一个技巧，就是让大臣之间互相牵制，不能让哪一方势力过于强大，所以帝后两派势力相当。翁同和是光绪的老师，他很早就曾弹劾过李鸿章，这也是为了树立光绪的势力。翁同和在晚清推行维新变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看到了不改革清王朝就会灭亡，于是把康有为推荐给光绪，这是很有远见的。翁同和是一个很有影响、很有见解的政治家，剧中对他的描写，是相当不公平的。

　　《走向共和》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慈禧、李鸿章这批过去被认为是“反派”的人物，抱着极为同情的态度，把他们的局限性和各种尖锐矛盾，一味归咎于客观原因，把他们不好的一面尽量开脱。为了突出他们的正面形象和功绩，不仅是细节，作者连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顺序都给颠倒过来了，这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是严格禁止的。这样的“翻案”原先也有过，像郭沫若在《蔡文姬》里，就把曹操写成一个正面人物，还引起很大的讨论。历史学界在1980年左右，也曾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所以普通观众可能对《走向共和》里的人物形象觉得新鲜，但在学术上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现在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大多数的历史剧都经不起推敲，我觉得历史学家也没必要去一一印证，毕竟，历史剧不是历史。

　　娱记观点

　　不过是出戏

　　王昕

　　晚清史，其实早10年就在史学家的专著中得到重新的审视，从学术性强的《天朝的崩溃》到通俗化的《1901年》，都已有所阐述，海外名家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更是在再早些时候就作出了新的评价，《走向共和》的许多观点，不过是在重复学者们早先的说法。

　　但因为是电视剧，大众文化，所以关注的人从圈内蔓延到了百姓中，争论也随之而来。

　　《走向共和》取得的轰动效应，正是因为全剧面向公众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而它的受争议，却是因为在创造新视野的同时，又多少有些陷入新的窠臼，从反面脸谱化走到了正面脸谱化，矫枉有余，过正太足。

　　而前日一些史学家的老师态度，也学究气了些，大众文化终究是大众文化，电视剧不是纪录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前辈要我们的治学精神，首先是态度而不是考据。

　　总之，这不过是一出戏，既然是戏，真假虚实需调配，好看有味就可以，至于争得很厉害，是好事，何况还有以前不看电视剧的网友跳出来，最怕就是没人理。

　　主创者：是电视剧不是大事记

　　记者蔡颖

　　一边是网友们的大声叫好，一边是学者们狐疑的眼光，在一片热闹的讨论声中，《走向共和》的主创者们却早已远离喧嚣，静静地投入了下一部作品的筹拍。昨日记者拨通《走》剧总制片人刘文武和总导演张黎的电话时，他们正在青岛为一部反映军人命运和情感的新作进行最后的剧本修改。

　　近期历史学者姜鸣撰写的《＜走向共和＞的硬伤》一文堪称是对该剧热播至今火药味最浓的批评文章。但刘文武和张黎不约而同地表示，这种近乎“考据”的方式只适用于论文或历史大事记的编纂，而电视剧的创作与其相比完全是两码事。刘文武表示：“我们应当虚心向专家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成果，但艺术和历史是不同的行当和两个领域，拍摄一部电视剧不可能像历史学家那样字斟句酌。如果是从历史脉络、形态和一些大的状况上来和我们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但仅仅着眼于挑这些小毛病似乎有点不可理解。”张黎同样说得坦率：“他有他的成果，我们也有我们的史料，对于当时的历史大家不断有新的认识在其中，我们只是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传递给观众当时的历史精神。但如果一定要做到一尺布、一斤米那样的精确，那就不是电视剧而是历史大事记了。”

　　事实上，对于姜鸣文中提及的一些“硬伤”，《走》剧主创者并非不知史实，而是为了突出剧情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孙中山在日本“断发易服”被改到了在广东巡抚衙门前，编导如此安排是因为“孙中山如果在中国做出这一番举动更加具有震撼力”；再比如醇亲王在和李鸿章检阅海军后被慈禧太后训斥而活活被吓死的情节，刘文武告诉记者，历史上醇亲王的确是被吓死，但不是为检阅海军，而是他请求太后释放当时被关押的朝鲜国王，结果遭到训斥，但朝鲜国王的情节与全剧的内容不够统一，因此才有了现在这样的情节设置。

　　至于有人认为《走》剧是在为李鸿章、慈禧等千古罪人“翻案”的说法，刘文武明确表示，该剧在策划过程中几乎没有这种意识，只是在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后集体研究该从哪种艺术角度切入人物的定位，最后定下了主要角色丰富化、立体化、客观化的创作原则，让观众去评判人物的功过。

　　张黎向记者介绍了对李鸿章和慈禧两个主要人物的定位设想。“说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是能卖得掉的吗？当时日本人已经打进了山海关，不签字能行吗？换作当今任何一个人，纵有千般学识、万般才能，处在那个局面他该怎么办？现在说他是晚清的‘裱糊匠’其实早就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了。而对慈禧太后如果一味停留在她骄奢淫逸的一面同样有失公允，一个女人能当政46年，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能当政这么久？撇开她管理得是否优秀，这么一个人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当然她无法战胜自己和旧制度。我们塑造这个角色首先就是对以前她的一贯形象问个为什么。”

　　对《走向共和》的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之中，这本身已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该剧的成功。记者了解到，该剧由《雍正王朝》原班主创加上近年来影视界的精英人物，历时四年、斥资5000多万元、辗转大半个中国拍摄而成，并成功地将电影镜头与电视的高清晰技术相结合，实现了电视剧拍摄技法上的一大突破，剧组还斥巨资搭建全国最大的室内摄影棚、进入故宫全天拍摄、在青岛动用大批军舰真实还原甲午海战的悲壮场面等。由于成本过高，即使是在C CTV一套热播，该剧目前仍有处于亏损局面。刘文武坦然表示：“亏一点不重要，至少我们的制作技术是绝对成功的。我们就是花大力气，做出几个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的作品。现在这部戏引起了广大观众自发对那个时代那段历史的关注，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记者孙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