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英雄》失意奥斯卡后，张艺谋就以筹划新片的名义，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之外。而日前，张艺谋在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工作室内，吃着10多元的盒饭，接受了《看电影》杂志长达3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谈心态

　　这种职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太受媒体和大众的注意。

　　记者：贾樟柯曾说有机会要当面向你请教些问题。
　　张艺谋：第六代导演我比较欣赏贾樟柯和路学长。这两个人心态都比较好。不急不躁，做自己的事情，比较稳。

　　记者：心态很重要吗？
　　张艺谋：拍电影就是慢慢调整，我自己也是慢慢调整，这种职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太受媒体和大众的注意，其实是很普通的东西。尽量别把自己伟大化，觉得自己的职业特别崇高，能影响多少多少人，还是要以平常心看待电影创作。

　　记者：你的意思是？
　　张艺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电影类型化、行业化之后就比较简单了，中国长期以来就是类型不分，用艺术片或者商业片简单来分不科学。我去台湾的时候问侯孝贤怎么评价《英雄》，他没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这是主流类型的电影，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的强大。主流是在大院线放的，是给大部分观众看的，侯孝贤说自己的电影可以统称为“研发类”，是为了刺激主流、让主流更强大。我跟他开玩笑，你研发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拍一个主流，他讲：“我每一次都想拍主流，每一次都信誓旦旦地下决心拍商业电影，可拍着拍着就研发了。”我觉得他这个分类的感觉和认识非常好。

　　谈阴影

　　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记者：想了解你经历的一些事……
　　张艺谋：这是我最不擅长的话题。

　　记者：但对读者了解你的电影有帮助。
　　张艺谋：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文革”后上大学的这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神秘的地方。我一点都不特殊，我在西安长大，上小学、上中学，然后“文革”时分配到咸阳，不对，是先到陕西插队，在关中乾县，后来抽到国棉八厂干了7年，然后上大学。小时候我很内向、很自卑，偶然知道了家庭的阴影。

　　记者：印象一定很深吧？
　　张艺谋：那是小学一二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床底下玩，翻出一个国民党的军扣，青天白日的，我很紧张，也很震动，拿着这个扣去问奶奶。奶奶一把抢过来，训斥我：“在哪儿找的？”奶奶的口气很紧张，我立即就不问了。我知道我们家一定有问题，我相信这一代人如果他们在一瞬间了解到家庭的背景，很多人的体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心里突然有种压抑的东西、一个禁忌。

　　记者：在这样的压力和阴影下，你形成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张艺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今天都会很超脱地去看那个历史时期。我自己经常想，那些年轻的学生右派，他们难道没有才华？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已经跟不上趟了，这就是历史悲剧，所以你要问对我的影响，我倒不去咀嚼这东西，不觉得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谈动力

　　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我一定是最勤奋的导演。

　　记者：真的很仰视吗？
　　张艺谋：是，包括对(陈)凯歌、(田)壮壮，我都仰视，我觉得他们很有才华和魅力。至今我都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巧合偶然，所以至今这都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我不愿意耽误时间，不是为名为利，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没有几个能像我这样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得到社会和大家的认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不容易，怕浪费时间。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我一定是最勤奋的导演，我不能让自己停下来。这是打小来的一种习惯，我不会享福，你要是让我专门去吃喝玩乐，我不舒服。

　　记者：当时你喜欢摄影还是画画？
　　张艺谋：最早是喜欢画画。

　　记者：受什么影响？
　　张艺谋：是偶然，我没有接受任何正规训练，就是小时候图画课画画得好，后来经常给班上写板报，文革时，白天晚上不睡觉地写大字报，办板报，很锻炼人。

　　记者：那时代有头脑的人都学画画和唱歌。
　　张艺谋：那个时候文体异常发达，要不打球、唱歌、跳舞、演节目，要不就是画画、办黑板报、办大批判专栏。文体能给我出路，那个时候单位都需要文体人才，我篮球打得不错，在厂队打了7年主力，打球可以发点儿衣服、拿点儿补助，最重要的是可以经常不上班，要不是会打球我就不会被招工，为什么？政审过不了关！当年国棉八厂招工，有一位叫王闰芝的工会主席负责招工，目的就是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生活，他问我会什么，我说会打球，他说，咱们打一场！打完后他就给了我一张表，你去体检吧！我就这样进了国棉八厂。这一切非常偶然，包括后来上电影学院。

　　谈考试

　　当时觉得只有考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长时间生活在阴影下，有没有感到绝望？
　　张艺谋：不是，我会争取一切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在工厂7年，有点才华。但我知道这没有出路，我不愿意上夜班，也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工人。我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到厂里的工会，或者到宣传科做宣传干事，专职画画，办点板报，还私下活动了好多次，很难很难。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有了机会，有了更高的目标，突然觉得自己该上大学，可我当时只有初二的水平，我曾经想考体院、美院，甚至想考西北农学院，我去美院了解了一下，听说要考素描就傻了。考体院也不行，因为我光会打篮球，而且那年我27了，这么大岁数人家不要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的一个哥们儿田均跟我说，你照相照得不错，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吧。当时觉得只有考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谈“违规”

　　显然我是那次“违规事件”的受益者，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

　　记者：改变自己的命运？
　　张艺谋：对，就是不甘心，人要往上走啊。

　　记者：参加了考试？
　　张艺谋：没有，那时候我去报名，交作品，老师很欣赏，但说我超龄了。从北京回来后，田均又给我出主意，你别泄气，你给文化部长写封信，部长叫黄镇。田均说他看过黄镇长征时画的速写，他懂美术，你照片拍得好，你把照片给他寄去。我想田均说得对，这是最后的机会，我就把自己拍的30多张照片装成了一个很好的册子，还给黄镇部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是谁，我有什么愿望，我现在想学习，请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记者：最后你什么考试都没参加就进了电影学院？
　　张艺谋：没有，直接进了，所以是非正式的学生。当时电影学院很恼火，我们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显然我是那次“违规事件”的受益者，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华君武也没见过。我见过白雪石，那时候他帮我把这事办成以后，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们厂生产的尼龙丝袜子，很便宜，我记得我买了两打送给他，哈哈！一打3块钱，12双，当时老头没要，就给了他女儿，也不知道人家用没用。

　　记者：如果你参加考试呢？
　　张艺谋：考试我也过不去，因为我们摄影系要考数理化，考试我可能会得零分，政审更是一点儿门都没有，所以电影学院始终觉得我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这不是学校对我有看法，是他们对长官意志破坏正常招生秩序的不满。那时我刚入学，总觉得抬不起头。我自尊心很强，我都有点儿忍不住想回老家了。

　　谈审美

　　比较洋气的我会舍弃，我觉得好像不“中国”。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你的一张叫《中国姑娘》的照片，很形式感……
　　张艺谋：我比较喜欢形式感，可能跟我从小接触美术有关，我没有正式学素描、油画、水彩，从一开始就是去办黑板报，开始接触的就是形式感。我觉得郭宝昌给《一个和八个》下的结论很对，我至今都记得：“摄影构图严重抢戏。”这是我的个性造成的。

　　记者：你说过林青霞长得非常美。
　　张艺谋：对，我说她长得很好看。有一次我和姜文、巩俐去香港，林青霞和秦汉特别喜欢《红高粱》这部电影，他们约我吃饭。我跟姜文那天晚上都喝大了。那是我第一次见林青霞，之前只看过她的电影，我觉得生活中的林青霞很漂亮。林青霞和巩俐是很好的朋友，都是山东人，身高都是1.68米，林青霞那会儿可能30岁左右，她的脸、身材，还有皮肤都很好。

　　记者：接近你的审美标准吗？
　　张艺谋：很难用文字去叙述，原则上我喜欢这种比较有中国味道的美，比如说有些女孩长得很“洋”，这种美在生活中没问题，但拍电影时，这种比较洋气的我就会舍弃，我觉得好像不“中国”。我想要这张脸“中国”一点，因为我想要我的电影有“中国味道”。

　　谈“搅和”

　　第五代很可能以这样的开端走上影坛。后来，很不幸，被我给“搅和”了。

　　记者：你早期的电影好像一直这样，是你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还是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你的意识？
　　张艺谋：导演意识。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所以说《黄土地》和《大阅兵》应该说是陈凯歌的电影。因为和凯歌是同学，我这个摄影师经常“越位”，“越位”之后就把摄影师的作用提升了、夸张了，所以才有了《黄土地》这样很强调画面甚至由画面为主导的风格。是因为那时候我那种扩张的野心，要拼命地把自己的这点儿东西说服导演来接受———才出现了这种电影。

　　记者：怎么说？
　　张艺谋：我觉得倪震老师有篇文章特别有意思，他讲第五代的起源讲得很对，他说，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是以凯歌、壮壮几个人为学生领袖形成的一个气候和一个走向，当时他们两个人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比较写实，比较注重人文，这批学生毕业以后，非常有可能形成以凯歌、壮壮为主的第五代潮流，而不是后来人们的认识的第五代。倪震说，就是因为半路出了个程咬金———一个叫张艺谋的，拼命去强调造型的东西，一下子就产生了一个偏差。由于《一个和八个》的成功极度地影响了许多人的思维，影响了同行，所以很多人就跟上来做这种以视觉造型为先的创作。用倪震的话来讲，实际上就是“跑偏了”，这是历史的误会，好像第五代从一开始就要打造型似的。他说，这非常接近于当年侯孝贤、杨德昌的创作，他认为，凯歌就是当年的杨德昌，壮壮就是侯孝贤，很可能像台湾的新浪潮电影一样，第五代以这样的开端走上影坛。后来，很不幸，被我给“搅和”了。

　　记者：你这个“搅和”可能只是个外在的因素。
　　张艺谋：不，我当时一“搅和”之后，历史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它存在就合理了。当年中国百废待兴啊，电影更是不景气，新影片、新导演不论是什么样，出来就一定是鼓掌，一定是喝彩。

　　谈“越位”

　　我这一“搅和”就变成了拿摄影机、拿画面讲故事了。

　　记者：我有个疑问，当初你在电影中“搅和”的成分有多大？
　　张艺谋：很大，很“越位”。《一个和八个》是我们从电影学院毕业拍的第一部片子，导演军钊是个“老好人”，听取采纳了我们很多建议，我们愣是把它拍成了一部以摄影为主的电影，在影坛引起很大的震动，震动之后它一定会影响我们这代的创作方向。后来《黄土地》也延续了这种风格。本来凯歌、壮壮他们也许会像侯孝贤《童年往事》那样讲一种以人为本的故事，我这一“搅和”就变成了拿摄影机、拿画面讲故事了，也是拿形式讲故事、拿造型讲故事，而不是拿人的气质、人的生活、生活细节讲故事。

　　谈《英雄》

　　我知道人家要“灭”我，可我也知道《英雄》的票房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

　　记者：在第五代早期作品中你只是担任摄影师。
　　张艺谋：对，《一个和八个》剧组里我和肖锋是摄影，何群是美术，军钊是导演。这三个搞造型的聚在一起，当然会对导演造成相当的挤压。又是老同学，谁听谁的才不管呢，把军钊说糊涂了，就变成了一个讲造型的电影，一个炸弹。我认为当年拍个什么都是个炸弹，那是一个需要炸弹的年代，这个炸弹一出来、一炸，把很多人就炸得有点儿懵。那时没有功利心，就是为艺术，“第四代”学长们的影评带动了舆论界，他们一致欢呼，一致地把我们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闹得好像成为一个潮流了。

　　记者：《英雄》有很多人不喜欢。
　　张艺谋：当然是众说纷纭了，我觉得有一度媒体那些文章特别像文化大革命。

　　记者：是不是你觉得电影以外的东西太多了？
　　张艺谋：我知道人家要“灭”我，可我也知道《英雄》票房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今天总结，《英雄》当然有很多缺点，我自己不认为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件，这件事情一定是做对了：就是如何让观众不看小屏幕，要看大银幕，张扬视听魅力。这一切都做到了。

　　记者：自从你当了导演，除了《红高粱》，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比较冷。
　　张艺谋：也不是。我觉得这两部影片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命题，在那个时代是主流，后来拍了一些讲人间感情的东西、拍一点人间冷暖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阶段的选择。问我个人喜欢什么，我还是喜欢批判现实主义的题材，它所产生的悲剧感是艺术中最有力量的。我比较迷恋悲剧，有批判感的主题。

　　记者：为什么不去表现你自己身边的生活？
　　张艺谋：我拍农民也不是我刻意的。我后来觉得，距离产生了一种认知，就是说当我们去拍农民的时候，这个距离就是城里人和农民的距离。拍身边的人会有相当的难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人是非常现实的。很难拍的原因就是这个空间太小，拍农民的空间要比拍城市的空间大一点，拍历史的空间要比拍现实的空间大一点，没有其他原因。

　　谈巩俐

　　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和巩俐在一起。

　　记者：除了当导演拍戏，你还主演过电影。
　　张艺谋：(当)演员我不行。

　　记者：演戏好像不是你的本意啊？
　　张艺谋：每一次都不是。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因为那时给钱很少。原因是我正在闹婚变，我和巩俐的事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贝珠(《秦俑》的老板)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俩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谈造型

　　我基本上把电影分作“打造型的”和“不打造型的”。

　　记者：《红高粱》是你最喜欢的吧？
　　张艺谋：是，那是第一次。

　　记者：《大红灯笼高高挂》视觉上的爆发力，应该是你早期电影最完整的体现吧？
　　张艺谋：是。我基本上把电影分作“打造型的”和“不打造型的”。拍《活着》的时候我说“不打造型”。《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是打造型的，是打一种纪录片的造型，用一种纪录片的造型去拍，每一个画面都强调纪录片的特点。

　　记者：很多人认为《秋菊打官司》不是打造型的。
　　张艺谋：它打得很极致。不打造型的是哪些，我给你算算啊：《活着》算一个，《幸福时光》最典型。

　　记者：《我的父亲母亲》呢？
　　张艺谋：是打造型。

　　记者：拍《我的父亲母亲》有什么情结吗？
　　张艺谋：我父母不是“右派”，我没这个经历，纯粹从故事的角度去想。我的目的就是让爱情有一个障碍，我找到了一个“等”，就找了“等”的视觉语言。

　　谈口味

　　我好像没有对哪个导演或者哪个作品特别刻骨铭心。

　　记者：你电影中的女主角都很泼辣。
　　张艺谋：我比较喜欢“一根筋”的性格。

　　记者：你喜欢哪类电影？
　　张艺谋：我口味比较杂，打动我的电影我就都喜欢，没有特别偏爱。几乎100%的外国记者都会问“哪个导演对你有影响”，我就经常跟他说一大堆，说得很含糊。迄今为止，我好像都没有对哪个导演或者哪个作品特别刻骨铭心，有些导演经常讲某某大师是他们要刻骨铭心记住的，像座右铭。我没有，一直都没有。

　　谈新片

　　增加故事性是一定的，《英雄》三段式的结构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形式，但对故事是个削弱。

　　记者：下一部电影还拍武侠片？
　　张艺谋：对，正在筹备。

　　记者：关于这部新片……
　　张艺谋：不能透露太多，不能说了。只能说跟《英雄》完全不同。

　　记者：还是《英雄》这个班子？
　　张艺谋：对，基本上还是这个班子。

　　记者：那么选择外景地跟《英雄》会有很大不同？
　　张艺谋：我们会吸取《英雄》成功的部分，比如说景一定要好看，要上镜。我还是会把时代推得比较远。《英雄》那个故事放到哪朝哪代都无所谓，当时故事编好后，因为我想拍秦国的黑色，我就说那就搁到秦国吧，而且刺秦始皇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

　　记者：新片中还会用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演员？
　　张艺谋：这个都不能说，你也套不出来啊，我保密。

　　记者：那么会增加故事性吧？
　　张艺谋：增加故事性是一定的，因为《英雄》三段式的结构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形式，但形式本身对故事是个削弱。《看电影》杂志授权本报转载(本文有删节)采访：老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