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著名专栏作家、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赴美国深造，获圣约翰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曾出任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及《英文TAIWAN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其专栏文章以不同形式在世界多个国家的报刊刊出。

　　看他的节目常常都会有不少意外。譬如节目中他能脱口说出北京民工感染非典的人数占总人数百分之几这样的数字。你很难想像，这背后的工作量有多大。但他却说，“我的后

面没有团队，搜集的工作是由我单独来完成的。”

　　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搜集资料

　　节目几乎是天天都有，除了吃饭、睡觉，阮次山没有休息，时间全部用在了看报纸、杂志、电视，搜集各种消息上，“香港买得到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会看，国外像《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等主要的英文报纸我也会从网上浏览，要不然信息量就不够。”

　　除此之外，阮先生说他是网络最大的受益者。“以前没有网络，在美国的时候要得到信息，因为时差的关系，我必须要半夜两点钟去买一份美国要出版的第二天报纸。”平日里，美国很多战略性、研究性机构的网站也是他最经常光顾的，“比如，在美国有三四个网络监督媒体的网站，一些了解新闻工作的人每天都会对美国各大报纸新闻的准确性进行评价。有时候，我看到新闻要证实确实不确实，有没有偏差，下这样的判断我会从第三者那里得到依据。”

　　数字问题是最大挑战

　　别看只是随口而出的一个小小数字，都是要在电视上讲给所有观众听的，所以一定要对此负责。

　　“收集数字资料是非常困难的，”这是阮先生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的亲身体会，“最近还好办一些，像近来的SARS，各媒体报道的相关资料非常多，每天内地官方也会发布数字统计。但在平时节目中涉及一些像在北京的外地民工就有170万人、北京学生有多少人这样的数字，在官方、新华社的网站上都没有。所以我会从各种渠道收集相关的数字消息，然后再把数字平均化，之后还要根据资料判断哪一个更接近。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

　　直播是对评论员积累知识的最大考验

　　阮次山说，作为一个评论员，每当遇到一个突发事件的时候，别人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的。“而这是对我们平日里积累知识的一种最大的考验。”而且，更难办到的是，积累的知识还要包括各民族、宗教、礼仪、各地风土人情，甚至民间传闻、花边新闻等，也都要有所了解，否则难免贻笑大方。因为是直播，你的话一下说出去了，谁也收不回来。

　　我不是什么事情都能讲

　　从台湾到香港，阮次山说自己对于台湾的信息要比别人更了解，而掌握内地这边的信息就不是很多，所以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只作一些宏观的评价。“像目前国内掀起播放清宫戏的热潮，这些我都不会讲，因为国内的一些学者和专家知道得都很多，而这些是自己本身所缺乏的，所以也不必去凑热闹。”不过，一些宏观的东西像SARS，他都会讲，主要是从宏观方面来关照，从国外的一些观点谈观念，希望把读者和观众放在世界性的角度对时间加以关照。

　　评论节目感觉像打仗

　　面对一个突发事件做节目的时候，阮次山形容那种感觉就像率领三军，拿起武器冲到前线打仗，“在电视直播时你必须在大脑中很快将事件的前前后后都连接到一起，凑成一幅图画，说出自己的观念。”在节目中观众经常会听到阮次山独到精辟的精彩论断，他说自己对于下判断是不会犹豫的，因为这些都来源于他多年的研究心得。

　　从1981年到洛杉矶创办了洛杉矶《国际日报》(中文)，到后来到《中报》当副社长兼总编辑，后来为9个报纸刊物写专栏，其中写得最多的是《联合早报》一周两篇。“还记得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做过编译的工作，一年多的严格训练，”阮先生说这段经历对他有很大的影响。20多年的新闻工作积累让他对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方方面面都注意到了。

　　当你对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已经掌握了以后，上节目时“心里就都有底儿了”，阮次山这样说道。

　　能收看到凤凰卫视、凤凰资讯台的观众一定对几个名字相当的熟悉：阮次山、杨锦麟、曹景行。他们被凤凰卫视称为时事评论员，最近在伊拉克战争和有关非典节目中频繁登场，发表评论。观众们也是越听越上瘾，因为他们每次都能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把一个事说得有趣而且特有道理。伊拉克、非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不能说的。

　　有些人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杂家。他们的信息和资讯从哪里来的？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带着这些人们关心的问题，记者通过电话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采访手记：

　　凤凰卫视有关部门的工作效率真是神速，下午4点多传过去采访提纲，5点多便得到了回复。

　　采访过三位评论员，发现在他们身上有着共性的东西：都是大半辈子的老报人，都有在纸媒做主笔的经历，平日里每天都是阅报无数，读书没完。点滴的积累成就了他们在电视上从容不迫，指点江山的秘诀。所以，一切看似简单的事情都并非偶发。

　　杨锦麟说话简直就像是机关枪，速度快得惊人。因为马上就要上节目，所以记者采访只能插个空儿。采访时，记者大脑中杨先生慈眉善目，读报铿锵有力，不时摇头挥手画一个圈，最后还一点的样子仍不时闪过。

　　每天中午，他都亦庄亦谐、有述有评地穿针引线将全球重要报刊的头条、焦点讲给观众听，虽然有友人作打油诗评价，“老杨读报，吓我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但很多人就是爱听。

　　从电话中，记者能感受到杨先生的豁达，他快乐的情绪一直感染着记者。他几次谈到能够做这样一个把评论和电子媒体相结合的节目，自己十分的开心和快乐。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体在工作，而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由此记者认为搜集和编辑的事情比较复杂，马上问到团队的人员和如何协作，方知杨先生所说的“团队”，包括他自己一共就两人。

　　我们的二人团队

　　《有报天天读》节目的信息量非常的大，而整个的编辑工作，都是杨锦麟和他的助理两个人协作完成的。

　　“我主要负责华文媒体这一块儿，而我的助理主要负责英文媒体，每天8点30分左右我们俩先开个小会，商议、确定当日的读报内容。”

　　“我每天5点就起床，赶第一班车到公司。而我们两个人搜集报纸的时间大概只有从6点半到8点多之间的这两个小时左右。一般我会先将当日的香港所有中文报章详细看过一遍，写下提纲；紧接着，浏览一下新加坡《联合早报》、台湾的《中国时报》和《自由时报》以及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的主要报刊……差不多在节目开始前一直是马不停蹄。”

　　“当然还有导演们以及计算机制作部的同事的协作，他们紧张的前期制作必须赶在9点半以前完成，否则的话，会影响到其他节目的预录。我们所有的人合作得非常的愉快，心思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将节目做好，给广大观众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卷。”杨锦麟说这是他工作中最开心的事情。

　　作为凤凰卫视所有主持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电视中曹景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从容和睿智，而电话里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和蔼可亲，很有长者的风范。

　　说评论比写评论更刺激

　　有过多年主笔经历的曹先生觉得，写和说评论共性的东西比较多，在题材、观察角度和预测、逻辑性方面都差不到哪儿去。

　　而区别也有不少。譬如，电视的受众远比文字的要多得多，电视节目的反馈也较文字的要及时。又比如，写评论稿时间再紧张，总有可能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作评论尤其是刚发生的事先只有些许腹稿，或者没时间准备就得上场了，主要靠现场发挥，想改是不可能了。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就在这里。

　　思考不能替代

　　曹景行没有助手，这与专题节目不同，因为他觉得思考是任何助手都取代不了的。

　　每天下午，当天所讲的题目就要定下来。时效性的节目灵活性非常的大，一般他会看看观众的兴趣点在什么地方，多准备一些话题。之后，他会告诉另一个主持人董嘉耀。两个人分头准备。董嘉耀忙着找片子、找嘉宾，曹景行忙着看更多资料，写提纲。而晚上的节目虽然是录播，但实际上就是准直播，一气呵成，不能修改。

　　平日里报纸和杂志是必看的，还有有关热门和新闻题材的相关书籍。而所学专业也给他分析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角度，“我是学历史的，所以当时有时间多看一些东西，而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并非简单的采访所能完成，对历史的了解，给了我别人没有的理解能力。比如SARS，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尤其是阻止其向华北农村蔓延，我觉得都是中国人民传统智慧的显现。”

　　任何突发事件都不会是天上掉馅饼

　　曹景行给人的感觉是无论什么话题，他都能作出迅捷反应。“9·11”事件发生当晚，曹景行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后，迅速从距电视台仅几百米远的家中赶来进行评论，其行动之匆忙，到了“转播时上身穿西装，下身穿短裤”的程度。

　　而每一件突发事件，“它们不会是平地而起的东西，”曹先生说，“就像如果说‘9·11’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那么这个人的国际新闻肯定是不合格的。”

　　而要想找到事件的头绪，曹先生认为这主要还是要通过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和涉猎。“现在的通讯手段那么先进，从网上就可以快速地查到很多的东西，同时我还会不断地和身边的很多专家、朋友沟通和讨论，这样总能找出事件的一两个头绪。”

　　我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做新闻的

　　曹景行说，用“杂家”或者什么“家”的称谓都不太恰当，其实自己只不过是个做新闻的。

　　即使是在今天，曹景行每天过目的报刊也不计其数。“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事件，最好能够亲自去新闻现场。对于做新闻工作的人来说，能到重大事件的第一线去采访，是最来劲的事情。”在头发完全发白之前，曹景行说自己还想多跑几次大新闻呢。文/本报记者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