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01年01月03日讯　没有战争的年代里，真正的军人难免会感到寂寞和平淡。因此，才会有一批热血男儿把探寻的目光倾注到战争的岁月，去寻找历史与现实的锲合之处，去倾诉胸怀中的慷慨不平之气。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和都梁的《亮剑》。徐贵祥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自由畅想地想象过古代英雄豪杰以战止战的“决战”，和测算过当代军人最佳的德才结构的“仰角”(《决战》和《仰角》都是徐贵祥中长篇近作的篇名)以后，他兴致勃勃地闯进了“历史的天空”，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在错综复杂的 环境时势下，描摹他所理解所推崇的军人形象，进而勾画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为跨世纪的军事文学创作殿堂，增添了一块厚重的基石。

　　我之所以称赞《历史的天空》，首先是因为，作品所塑造的梁大牙——梁必达的人物形象。梁大牙这样的草莽英雄，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亮剑》中的李云龙，从精神气质上来说，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带有浓厚的民间传奇人物的色彩的。不同的是，前二者都是省略了作品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的前史，他们一出场，就已经是人民军队中的较为成熟的中级指挥员(只是个性相对地比较突出，富有戏剧性和悲剧英雄的色彩)，使他们缺少了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缺少了性格成长历史上决定性的一环，即从一个人的青少年到人生的成熟，个性从初见端倪到基本形成，从桀傲不驯的旧世界的叛逆者，到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的转变过程。而且可以说，这是既富有发掘人物个性的充分潜能的余地，又可以从人与环境，生命与历史的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方面，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和描述来。《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就是从一个“没正形，好起来像个大侠，坏起来像个强盗”，兼有正邪两道的豪气和匪气的民间好汉，又是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八路军的队伍中——他本来的主意是要去投奔被他视作正规部队的国民党军队的，而同样是举起抗日武装斗争旗帜的八路军，则因为其满身的土气和装备的简陋，被他所鄙视。但是，阴差阳错地，他不但在凹凸山的八路军中留了下来，还在一连串的或者悲喜交加或者啼笑皆非的事件中：挥舞大刀伏击日本军，与窦玉泉拼刺刀赌胜负，大闹逍遥楼歼灭汉奸“特勤队”，身为地方武装县大队长却与县委书记李文斌斗法，为了江湖义气冒险下山给朱二爷祝寿，出于本能反感抵制窦玉泉和张普景的冒险进攻命令，又经过了因为所谓的朱一刀“通敌案”受到牵连，遭受监禁和酷刑，仍然不失其对革命的忠诚，从而在八路军的队伍中逐步地成长了起来。

　　草莽英雄，民间豪杰，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水浒传》给我们讲述的就是这种荡气回肠的故事。现代中国革命，亦是从乡村尤其是山林走向城市走向胜利的。它既是对于历史的血脉中那种生命力特别旺盛特别不甘于现状的反叛精神的继承，又带有现代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这或许就是我所强调的在《历史的天空》中所洋溢着的历史与人的双向互动和相互作用。梁大牙就是这样，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淘汰旧我，获得新生，同时，他在用自己强悍的生命和意志在创造和改变着历史，在以鲜活的人生轨迹印证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在这其中，身为凹凸山抗日根据地重要领导人的杨庭辉和张普景，似乎成为校正梁大牙的革命道路的两条边际线，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既包含着他们的政治见解的异同，也缘于他们不同的气质个性，对梁大牙起着引导和规戒，鼓励和警醒的作用。尤其是张普景，虽然在对待梁大牙的态度，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上，有相当的偏差，但是，他的光明磊落的心地，真诚无私的动机，和科学求实的态度，却使他能够逐步地获得自我超越和升华，并且用敏锐犀利的目光，监督着梁大牙的每一个举动，也推翻着他自己头脑中的某些事出有因却最终证明查无实据的虚拟，成为文学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这一个”，并且从其特定的角度，与梁大牙相应和，在阐释着历史进程的某种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