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指挥的抗法保台战役，其主要对手即是孤拔。在剧本中孤拔的戏有一些，但很不够。孤拔(1827——1885)法国海军中将，也是一个老资格的殖民军队将领，指挥过北非中亚法属殖民地的多次侵略战争，他比刘铭传大九岁，也很富有近代战争指挥经验。1883年被任命为法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率海陆远征军攻入越南，强迫越南王府订立第二次《顺化条约》，当年年底，又升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率六千军队攻打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刘永福部。

　　1884年6月26日，他在中法正式宣战的前夕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联合(特混)舰队的司令，说明法国政府和海军部对他的器重和赏识。当时，法国是世界第二海军强国，在1882年，它已经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五十万吨。它就是凭借这样一支强大的兵力，与另一个老牌殖民帝国英国一起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中法战争前夕，随着形势逐步升级，法国也不断向远东增兵，归孤拔指挥的舰队兵力，虽没有精确统计，但一般来说，至少有20—30艘各种舰只的编队。

　　孤拔本人，在对华战略上属于强硬派，6月30日，他报告上任后的第一作战方案：在一个预定的时刻，由海军同时向旅顺、威海、南京、吴淞口、福州和厦门发起进攻，使清政府措手不及，并且命令舰队在装备供应、引水员和翻译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就在这时，福禄诺带着和李鸿章草签的专约文本回到巴黎，他认为李鸿章是真诚求和，希望法国政府能给李鸿章一些面子，于是茹费理致电孤拔，要他取消进攻旅顺和威海的计划；而是执行第二套方案，即率领舰队到东南闽台沿海开辟第二战场。

　　于是，在观音桥事件后，法国政府于7月12日(也就是刘铭传抵达上海当天)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政府立即执行《李福简约》，撤退驻在越南北圻的清军，赔偿2.5亿法郎，并限期一周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13日，法国海军部长裴龙训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以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为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14日，孤拔率领全体舰队南下，只留下炮舰“德斯丹”号归巴德诺使用。这就开始执行了海军部制定的第二套作战方案。所以孤拔南下，既有追踪拦截刘铭传的意图，也是受了本国政府的训令。

　　16日，清政府决定再一次妥协，撤退驻扎北圻的军队，并且谕令各地：“倘若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这实际上是一道消极防御的指令。同一天，刘铭传率领百余名亲兵抵达台湾基隆，这道指令，为他的布防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7月19日，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谈判大臣曾国荃驰赴上海，与巴德诺开始新一轮谈判。法国同意将最后通牒截止期延至7月底。在谈判中，曾国荃提出，中国只能赔给抚恤银50万两。当时由于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头一天拜访了总理衙门，表示愿意请美国总统向法国总统斡旋，清政府陡然盲目自信起来，军机处打电报给曾国荃，拒绝支付任何名目的银两，并且传旨申斥曾国荃和帮办南洋大臣陈宝琛，谈判又陷入僵局。马建忠见形势急迫，为防止战争突然爆发带来的海上封锁，就把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全部船只出售给美国旗昌公司，悬挂起星条旗(马建忠本人因为此举被人弹劾为卖国，但从整体上保存了中国轮船航运的实力，对后来的援台运输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根据上述情况，剧本在从上海交涉到基隆初战的各集里面：1、曾国荃19日到上海，而刘铭传16日就走了，两人并未碰面。刘铭传在上海，作为名义上的谈判副使，在正使没来以前，完全可以独立行事。2、孤拔的旗舰应该是“窝尔达”号巡洋舰，也就是福禄诺曾将担任舰长的那艘、有时候他也乘坐“凯旋号”，而不是“拉加利桑呢亚”号(可以参阅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有各舰的图片，以及他的另一本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有新版增订本)3、最重要的，对孤拔的心理刻画很不够。一方面，孤拔向所有近代侵略者一样，十分傲慢自大；但在内心，他对刘铭传这样的百战名将，绝不敢掉以轻心。当时的上海报纸媒体，对两位统帅也都有一些评价和介绍：如英美和日本的记者都认为：能在台湾一比一地和法国军队打平手的，在中国只有刘铭传将军和他麾下的淮军。(参见《剑桥晚清史》)他千方百计打探刘铭传的行期，试图从海上拦截，也正是说明他的心虚。因为：首先，刘铭传的铭军最早是在上海由法国教练一手培训起来的，对法军的训练和战术了如指掌；其次，刘铭传本人是从百战烽火中锻炼出来的，行军作战“不主故常”也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使得孤拔有琢磨不透之感；第三，法军虽然火力强大，但远隔重洋，劳师远道而来，只利于速决，不利于相持；如果有一位精明的主帅，以主待客、以逸待劳，充分利用地主的优势，后果不难想象。但孤拔又认为，清廷把刘铭传派往台湾，是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所以在他自己设计的战略中，始终不愿把刘铭传作为主要对手，正面接敌。他认为，根据两次鸦片战争的经验，清廷的软肋在渤海湾(这也是李鸿章害怕法军北上而要留下刘铭传在天津帮办北洋军务的原因)，所以一再要求北上。(这，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4、刘铭传以醉酒为掩护而连夜赴台的情节，可以这样写，但总的感觉还是有点落了俗套。刘铭传机智过人，胆气同样也很壮。在徽剧里，曾经有过一段设计，当时在上海，曾经有外国记者追问他：爵帅何时启程赴台湾？他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朝廷现在命令我谈判，那我就谈了以后再走也不迟。又问：爵帅天天置酒高会，是不是掩人耳目，害怕孤拔将军会对你有所不利的行动？刘回答：你们外国记者不是早已报道，孤拔将军曾经扬言，我刘铭传的军事教练只是他们法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说到战略战术，我连当他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但是，将军决战在战场，如果我到了台湾，能与孤拔将军在战场上做一个公平的较量，谁优谁劣自由决断！孤拔听了，恼怒的说，那我们就台湾见。这里面，既有激将法的成分，也有虚虚实实，让敌人捉摸不透的意思。如果刘铭传仅靠一场醉酒的戏来蒙混，那就是把洋人也低估了。

　　7月16日，刘铭传抵达台湾后不到两个时辰，由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领的一首尾随军舰也跟到基隆洋面，17日一整天都在海面上游弋，基隆炮台守军曾经发信号质问，该舰答以巡防(中国领海让它巡防，实在荒唐)，刘铭传命令不要轻易开衅，而是要连夜加修炮台，这其中，有他亲自到当地番社拜访土著头领，请他们协助的情节；也有台湾开明绅士林维源等捐资劝老百姓参加工事防御；又大陆过来的流浪艺人张李成(俗名张阿火)率领戏班子(会武功)组成土勇(即大陆的团练)……是既都很感人。

　　但是孤拔及其舰队主力并没有来，他当时的注意力在闽江口。利士比一看台湾方面戒备森严，18日也率舰(共三艘)向福州集结。7月20日，孤拔和利士比在马尾海面会合。福州形势岌岌可危。

　　8月1日，法方的最后通牒到期。孤拔电令在上海的“凯旋”号铁甲舰和“德斯丹”号巡洋舰，向吴淞口的中国南洋舰队发起攻击。一是因为谈判地点在上海，谈判破裂，发动攻击含有示威的意思；二是上海的战略地位，法国舰队不能北上，也要打一个中心开花。但是，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组成联军的情况不同，法国这次是一国单独与中国作战，战线太长，军力就会不足；而且上海是各国公共通商口岸，法国政府担心在上海打仗会引起各国抗议，于是作了战争不危及上海的保证；孤拔的命令遂未能实施。相反，茹费理仍然训令孤拔前往攻取基隆，他说过；“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的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最不费钱的担保品。”这主要是台湾孤悬海外，防御又十分薄弱，基隆口岸既是一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可以供法国军舰补给。

　　8月2日，最后通牒到期第二天，停泊在闽江口的法国舰队在接到法国政府“破坏基隆港防御工事暨市街，并占领附近煤矿”的命令后，利士比再次乘坐“鲁汀”号出发，到马祖与“巴雅”号和“拉加利桑呢亚”号会合，4日抵达基隆。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已经先期停泊在那里。于是有了8月5日的基隆初战(后一部分详述)，法舰被击退。孤拔此次也未来，他一直盯在闽江口，寻找与我福建水师主力决战的机会。8月23日，马江战役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江之战已经有一部电视剧，情节基本真实)。曾经意气轩昂、目空一切的清流健将张佩纶面对法军的猛烈轰击一筹莫展，“两张没主张，两何莫奈和？”，“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这都是当时流传的民谣，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书生误国。由此可见，孤拔的战略战术是运用得当的。打掉福州水师，打烂马尾军港，也就是切断了福建与台湾的密切联系，使台湾孤悬海外危态更加突出。

　　8月26日，马江战役三天以后，清廷正式下诏对法国宣战。据说在此之前，慈禧六神无主，先是召来奕譞哭诉：“不愿再经历咸丰故事〈指火烧圆明园〉，也不愿大清江山由我手上丢失，由我示弱。”奕譞只是一味排外，对军事外交都不是内行，这时候也没了主张。于是又召集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起开御前会议，议论不决。慈禧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是示弱，不和就会割地赔款而且损兵折将。”群臣听了，面面相觑，许久无人发言。左宗棠缓缓起立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慈禧含泪称是，于是宣战。

　　9月1日，法国舰队移至台湾洋面，孤拔本人把旗舰由“窝尔达”号移到“凯旋”号上，9月13日，刘铭传向北京电告军情，法军已集结4000多人，军舰10余艘，台湾形势危急万分，速请南北洋增援。但由于敌人封锁，援军迟迟不能来。29—30日，法军做好了进攻的一切战略部署，于是10月1日至5日，又有了第二次基隆大战和撤基保沪以及淡水(沪尾)保卫战(后文详述)。这是孤拔与刘铭传的正面交锋，孤拔虽然占领了基隆，在国内媒体上也炒作了一番，但他很快就发现，基隆就像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煤矿已被破坏，军队陷在海滩无法向前推进。他本人也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钻进了鸡笼(基隆也称鸡笼)，进了刘铭传的套子。但他当然不甘心，一是1月20宣布，自10月23日起全面封锁台湾海峡，切断大陆与台湾的补给线；二是率舰队北上，寻求机会与前来支援南北洋舰队主力决战，准备将其聚而歼之。

　　为了打破法军对台湾的封锁，11月1日，清政府批准了接替张佩纶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当时驻在江宁)的建议，命南洋派出军舰5艘，北洋派军舰4—5艘，在上海会齐，等到帮办军务大臣、水师老将杨岳斌从汉口赶到后，统带前往闽台海面。但是左宗棠这一建议事前并没有和近在咫尺的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曾国荃商量，曾极为不满，也不愿意把南洋主力派去作战，表示只能派出“开济”、“南瑞”、“南琛”三舰；李鸿章也不愿意调派北洋兵舰，在向总理衙门转法曾国荃的报告时，说北洋也无船可派。这一拥兵观望的态度，受到了廷旨的严厉申斥。

　　在朝廷重压之下，曾国荃只能从命，派出长江水师总兵吴安康，统带南洋五舰(另加“澄庆”、“驭远”)，李鸿章也拟派林泰增、邓世昌管带“超勇”、“扬威”两舰南下。1月26日，南洋五舰驻泊浙江南田、31日泊玉环，2月初一直在温州洋面徘徊。孤拔得知消息，把封锁台湾洋面的任务交给利士比，于2月3日亲自率领“巴雅”号、“侦察”号、“益士弼”号、“梭尼”号赶往马祖澳，并命令“尼埃里”号、“凯旋”号前来会合，2月6日下午，“杜居士鲁因”号也赶到了。7日，7舰向北截击，一直驶抵吴淞口外。10日，南洋分舰队退驶定海，11日回到吴淞口，12日复过定海。法国舰队因燃料不足，“杜鲁士居因”号于10日退回基隆。2月13日，法国舰队在檀头山洋面发现南洋分舰队的踪迹，开始追击，南洋各舰均无斗志，一退再退，逃入镇海口招宝山附近，于是在3月1日及以后的数天里，发生了著名的镇海保卫战，孤拔据说在与口岸炮台的对射中受了伤，3月28日退到澎湖并占据。由于在基隆进退两难，孤拔最后因为伤病死在澎湖，结束了他作为侵略者的不光彩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被刘铭传拖垮的。当然，本国政府对他的军事战略未能充分接受(一国对华用兵，实力不足也是一大原因)，他无法长驱直入渤海湾京畿心脏地带，也是一个原因。

　　因此，在对他的形象刻画中，应充分考虑到其性格的多重性，性格的复杂性。狂傲、阴险、温文尔雅又内含狡诈，大言不惭又内心虚弱，尤其是攻下基隆后，明知上当又死要法兰西帝国战胜者的面子，而死撑不退(主要面对各国舆论)；封锁海峡是最毒的一招，与其说他要困死刘铭传，不如说他自己是困兽犹斗(最后客死澎湖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刘铭传则是在艰难的持久战中，不断克服苦难，逐步化被动为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