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抵达基隆以前,全台湾的防务归台湾兵备道刘敖(少一王偏旁)。他是左宗棠一系湘军的老幕僚,年龄也与左宗棠仿佛。他是1881年(光绪七年)9—10月间被任命为台湾兵备道的,比刘铭传早了三年,根据连横《台湾通史》刘敖传的记载,刘敖刚到台湾时,也颇“勇于任事,不避艰巨,整饬吏治,振作文风。”以台南为全台首善之区,修街道,开运河,很下了一番功夫。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闽浙总督杨昌浚对他都十分赏识。这也成为他后来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的张本。但从总体上看,这个人物并没有通敌或
投降媚外。《台湾通史》记载:“十一年春二月,孤拔泊安平,介英领事请兵备道会见。敖欲往,左右谏曰:‘法人狡,往将不利。’敖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畏死也。’至安平,戒炮台守将,曰:‘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飨。语及军事,敖曰:‘今日之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它。’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敖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也去,而台南得以无害。”这说明,他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大节还是说得过去的。他的问题主要是在防务的战略部署上,以及与刘铭传不管是派系还是个人,都充满着恩怨是非。(台湾中央研究院许雪姬研究员有一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的长文,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14辑,很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刘铭传到台湾后,立刻发现了刘敖在台湾的布防重南轻北,台南地区置重兵30营,而在台北地区只有曹志忠6营、孙开华3营和他随身带来的134人。他向刘敖要求调兵,遭到搪塞。不得已,将刚调来已经布置在台中的章高元部淮军两营(也是他的旧部)调到往台北,因为凭他多年的实战经验,他预感到法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台北而非台南。接着,鉴于法军曾经要求在基隆购煤,他又立即果断下令封闭煤窑,已断绝敌军接济,这是他刚到台湾第三天就作出的,为此在7月23日还受到清廷电旨通令嘉奖,并且要求各海口均照此办理。(电报原文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182页)
7月25日,刘铭传拜发了《恭报到台日期并筹办台北防务折》, 陈述了他所考察到基隆港口和炮台的情形,炮台低矮,火炮和兵力俱不足。于是立即下令整修,并且要求调四艘轮船加强运输和联系。基隆初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8月4日,如前所述,利士比率领四艘军舰抵达基隆洋面,下午,派了一名传令官上岸,送来一份要求中国军队交出所有工事的劝降书,但炮台守军置之不理。第二天上午8点,法舰开始炮轰基隆炮台,滚滚浓烟和爆炸的火光弥漫在整个作战区域。由于基隆炮台配置的火炮射程较短,爆炸力也不足,没有对法舰造成威胁;而法军则仗着船坚炮利,经过一个小时炮战以后,就把炮台摧毁了大部分。
接着,从费勒斯号上下来了8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炮舰的活力掩护下抢滩登陆,其他各艘军舰也陆续派出了增援的队员,抢上海滩后,清军退守到附近的山头。这样可以避开敌舰海上火炮的轰击。第二天,敌军继续向基隆的街市区推进,遭到了守军和民团土勇的顽强抗击,刘铭传指挥军民从三面像法军夹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以后,法军终于丢盔弃甲,撤回军舰。这就是马江之战前的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而且是在中法双方尚未中断谈判的时候发动的突然袭击,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抗议。刘铭传在这一场初战中(因为刚刚到台20天),开始逐步摸索近海防御战的经验教训。
8月26日,马江战役三天以后,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9月1日,孤拔亲自率领舰队驶抵台湾洋面,他把旗舰移到“凯旋”号上。清政府方面一时不知法舰去向,各地探报不断(见李鸿章电稿),有说进入长江吴淞口岸、有说要攻打北洋各口岸,还有说要攻打广东,均不得要领。直到9月3日还没有得到准确消息。
这时候,由于宣战诏书的宣布,京师里主战派势力大盛,猛烈抨击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并且在一批文学侍臣的奏章里,把主张办洋务的人一概痛斥为汉奸。最终使得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把总理衙门周家楣、吴廷芬、昆岗、周德润、张荫桓、陈兰彬等六位大臣全部撤职、只保全了阎敬铭。这是继军机处以后的又一次大换班。7日,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漕运总督杨昌浚帮办军务,这两个人都是刘敖的老上级。接着先后撤去了何如璋、张佩纶的职务。第二次基隆战役、也就是撤基保沪战役,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孤拔虽然到了台湾洋面,他本人仍然向国内多次联系,极力主张向华北采取行动,先占领烟台,再占领威海、旅顺。但法国海军部严令他攻占基隆,作为补给基地和“抵押品”,于是法国舰队开始从各处向基隆洋面集结。
9月13日刘铭传正式向朝廷电告,法军已调兵4千攻打台湾,台北形势危急万分,请饬令南北洋速派援兵;18日军机处向李鸿章发去电旨,要他竭力援救,保全台湾。李鸿章则不断报告说,法军随时可能攻打北洋,不愿调军舰前往支援。直到28日才接准驻德公使李凤苞电告,法国政府已经命令孤拔全力进攻基隆,并且做长久占据的打算。这时再救援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9月29日下午4时,法舰“胆”号、“德拉克”号、“鲁汀”号和“巴雅”号接到孤拔的命令,从马祖向基隆出发;次日,“拉加利桑呢亚”、“德斯丹”和“凯旋”号向淡水出动。30日上午,孤拔率领的分舰队在基隆洋面与“梭尼”、“雷诺堡”和“杜居士路因”号会合,完成了进攻基隆的部署。
在基隆初战以后,刘铭传估计敌人还将再次进犯,所以决定亲自率领主力防守基隆。当时基隆清军共有9个营,他以曹志忠部6个营(湘军)防守港湾东岸,以章高元部2个营(淮军)和陈永隆(本地军)防守西岸。另以孙开华部(湘军)两个多营守卫淡水。枕戈待旦,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他自己的司令部则设在离海滩不远的一处小山坡上。
10月1日早上6时,法舰“巴雅”号首先向基隆狮球岭开炮,接着法军登陆部队在舰炮的掩护下,从“尼夫”号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发起登陆冲击。章高元、陈永隆部队组织火力反击,双方激战4小时,互有伤亡。法军改从侧面山头迂回,章高元等部退守山口,继续抵抗。由于守军将士已经在湿热的酷暑中坚守了两个多月,战斗力很受影响;但他们在侵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依然斗志昂扬,一直顽强搏战到黄昏。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同一天,利士比也率领拉加利桑呢亚号等三艘军舰进攻淡水。虽然淡水港口事先也用沉船和巨石填塞了一些障碍;但由于“台脆兵单”,守军力量实在薄弱。淡水与基隆分别位于府城台北的东北和西北角,呈犄角状态。淡水港有淡水河直通府城,距离台北府城仅30公里,如果淡水一失,法军可以长驱直入,轻取台北,基隆将不战自溃。接到淡水前敌营务处官员李彤恩的告急报告,刘铭传此时手里已经没有预备梯队可以派遣,他立刻果断地决定:从基隆海滩前沿撤出守军主力,集中力量增援淡水。于是他命令曹志忠、章高元从基隆拔营,连夜驰援淡水;仅留300人防守狮球岭,实际上是主动放弃基隆,但是在放弃以前,已经将鸡笼煤矿的机械全部拆毁、矿坑灌满了水,一万多吨存煤也被毁去。因此,到第二天清早法军占领基隆以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毫无价值的空城。孤拔心中暗暗叫苦,对刘铭传雷厉风行的果断作风十分佩服;但在表面上,为了掩饰或夸大他的所谓战功,他们在报纸媒体上,对所谓基隆的夺取大肆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清政府对刘铭传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后来又接到刘敖的小报告后,更是放心不下。(后文“二刘之争”详述)
当时,浴血奋战在基隆前线的湘淮军将士,接到撤退的命令以后,也大都思想不通,孙开华、章高元都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章高元是追随刘铭传多年的淮军战将,他甚至跪下来哭谏,请大帅收回成命。因为按照大清律例,地方官守土有责,失地者斩。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沿海挑衅,所到之处,清地方官由于恪守这一条戒律,株守孤城、束手待毙,不是战死就是自杀,为敌军各个击破。刘铭传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敌人远道而来,我军可以以逸待劳的形势,果断地提出撤基保沪的战略决策。应该说这是在当时的危急形势下,所能选择的最好决策。敌人占领了空无一物的基隆,就等于吃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孤拔本人也就像一只骄傲的大公鸡,钻进了刘铭传为之设计好的鸡笼(基隆旧称)。所以,他当时在狮球岭的山坡指挥部冷静的观察了双方作战的态势后,果断地对劝谏的部下将领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且拔出佩刀砍下桌子的一角说:再有劝阻撤兵的违令者,斩!(这佩刀含有上方宝剑的意思)因为他心里很清楚,我军阵地靠沿海过近,在海面敌舰的炮火射程内,容易遭到极大杀伤;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守住狮球岭一线要隘,法兵上了岸,缺乏舰炮支援,火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再加上山地形势复杂,我军易守、敌军难攻。这样就能把敌军牢牢的拖在基隆而无法北上,减轻其对渤海湾心脏腹地的进攻压力,使战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反侵略必须进行持久战思想的萌芽。
他对部将严厉斥责,对百姓却耐心劝解。据史料记载:“刘爵帅退至板加地方,该地人民怒而围之,捉爵帅发,由轿中拽出肆殴,并且诟之为汉奸、为懦夫。”(淡水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法莱格向总税务司赫德递交的情报)刘铭传在收到老百姓的辱骂以后,并没有还以颜色,也没有叫士兵开枪镇压,而是觉得民心可恃、民气可用,向群众做了耐心地劝解。并且当场吸收了一批群众参军。
事实也证明了刘铭传的战略是正确的。法军虽然占领了基隆海滩附近一片,但由于兵力有限、地理不熟,无力再深入一步。中国军队很快在狮球岭一线的基隆周边山头上筑起了工事。骄兵轻进的法国人很快发现自己上了当。利士比在给孤拔密信里就哀叹:“如果我们以现有的军力想再进一步占领市街和矿山,乃是一种愚蠢的举动。”孤拔自己也承认:中国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构筑防御工事,从而使得我们占领基隆的战争,是一个“时地不宜的战争”。对孤拔来说,这确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块难啃的鸡肋。
再来看淡水一线,清守军早已在淡水河口沉下一队满载巨石的民船,并布设了电发火鱼雷,靠海滩的河两边,分别设有一红一白两座炮台(法国人分别称之为“红堡”和“白堡”),直接封锁住了沿岸的登陆地点。在得到基隆赶来的清军主力增援以后,士气大振。10月2日上午6点35分,红堡炮台利用太阳初升、法舰在眩目的光线下无法瞄准海岸目标,而我方炮台又被晨雾笼罩的有利时机,首先向敌舰发起炮击。双方激战3小时,打破了法国舰队原定在早上10点发起进攻的计划(这就是刘铭传在内战中学习兵法的所谓“制敌先机”的因地制宜地运用,而且法国舰队的计划是由英方驻淡水领事馆透露的,也是李彤恩做工作的结果)。利士比阵脚大乱,只好又将进攻计划改到10月6日,并且向驻在基隆的孤拔求援。孤拔派出“杜居士路因”、“雷诺堡”、和“胆”号运载临时组建的加强营约5—6百人前去增援,由“拉加利桑呢亚”号副舰长马丁中校指挥加强营。这样淡水法军的战斗序列就包括“腹蛇”、“拉加利桑呢亚”、“杜居士路因”、“凯旋”、“胆”、“德斯丹”和“雷诺堡”号共七艘法舰,2000余名官兵。他们的进攻目标是首先是白堡,以控制设在那里的水雷引爆装置;然后再用“凯旋”号的500公斤黑色炸药,炸开封锁航道的沉船障碍,打通通往府城台北的通道。
但天不作美,从5日晚间起,狂风大作,海浪翻腾,气候异常恶劣,迫使法军不得不把进攻日期延至8日,马丁中校又因病不能参战,加强营的登陆作战改由“雷诺堡”号舰长波林奴中校指挥。8日上午9点02分,登陆攻击开始,载有陆战队的小艇离开军舰向海岸划去,3分钟以后,7艘军舰开始向岸上的中国防御工事猛烈炮击。法军登陆部队共计600人,分为5个连队。登陆后,他们绕过红堡直扑白堡。这时候,埋伏在油车口的李定民、范惠意部,埋伏在大炮台山的章高元部,分别从两侧夹击,合围法军。民军张李成则率领汉族和高山族民众组成的部队从后面包抄拦截(其中有些少数民族战士,带着面具或身上涂满油彩,在烟雾之中,显得狰狞恐怖,台湾史书记载,张李成可以说是一战成名)。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撕杀搏斗。两军相遇勇者胜,勇者相遇智者胜。这两条,刘铭传和他率领的部队都占上了。由于熟悉地形,加上众志成城、勇猛顽强,法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11点45分,一个法国海军陆战队员走到港口灯台的石山上,用手势向舰队发出信号:“我们被逼后退,没有军火,损失惨重。”紧接着,法军就全线溃退,争先恐后地爬上海边的小艇,向海面停泊的军舰逃去。这就是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淡水大捷”(当时在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还有生动的图画描绘)。根据法国方面的数字,阵亡9人,失踪8人,伤亡49人;根据刘铭传向朝廷的奏报:斩首25颗,其中兵酋(军官)两名,枪毙约300名。双方悬殊很大(对此,广西社科院历史所黄振南研究员有一篇《淡水之役考》,在我们编的论文集里收了,很说明问题),但不管怎样,淡水保卫战是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抗登陆作战是一种重要的作战方式,两次鸦片战争,由于守军呆板不力,几乎从未能够有成功的抵抗。这一次,法军沿袭故伎,在舰炮的支援下,强行登陆,清军则在刘铭传的指挥下,先是利用有利的时机主动反击,而是凭藉和依托炮台、山林等障碍物,趁敌人立足未稳,夹击包抄、分割合围,最后迫使敌人逃回海上。应该说是一次以逸待劳、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之所以能取胜,与刘铭传撤基保沪的战略决策分不开,因为处于弱势和守势的中国军队,只有采取拖延的站术,才能磨掉敌人的锐气,这应该说是已经把握住了持久战的精髓。
在这一段过程里,可以展开的生动情节很多:一、刘铭传仓促抵台,侦察地形遭到当地土著怀疑并扣押;台北防务空虚,炮台塌陷、士兵粮饷军械都严重不足,刘敖远在台南,虚与委蛇,存心看笑话;刘铭传夜访开明绅士林维源,取得支持;张李成杂技班与高山族发生冲突,刘铭传赶过去劝阻,化干戈为玉帛,双方决心携手共抗强敌;淡水防御是一薄弱环节,刘铭传起用李彤恩,并争取英国领事的中立和同情(可以得到情报和敌方动态)。此外,法国、日本的间谍都蠢蠢欲动,也有前往刘敖处煽动挑拨的。二、基隆初战,利士比气势汹汹下战书,刘铭传从容应对,并在战斗最激烈时亲临前线,观察敌人虚实,思考破敌之法;为后来撤基保沪战略的实施,买下了伏笔;湘淮将士合作抗战打赢了,在如何对待初次的战功面前,刘铭传对老部下和子弟晓以大义,在奏折里主动让功,使得孙开华、曹志忠等湘军将领都十分服气,一致表示服从大帅领导,和衷共济,共抗强敌。三、马江战役之后,孤拔挟胜而来。在军舰上对英法记者的谈话不可一世(可以与上海的场面相呼应),认为刘铭传绝不敢和他正面交锋(这就埋下了刘铭传“撤基”使他误以为是刘铭传示怯的观念),他认为不出一周就可以拿下基隆并占领台北,随后就要挥师北上。结果事与愿违。刘铭传在撤基保沪的决心下达之前,面临着错综复杂地从形势和多重矛盾,一是守土有责、失地当问罪,能否突破大清律法的巢臼,是要担风险的。二是撤军后,二线守不住怎么办?这需要当地民众绅士的配合,湘淮将士的理解。三是沪尾(即淡水)防御战如何打?李彤恩得来的情报是否准确?都需要他自己作出准确的判断,并且要迅速严密地付诸实施。这在前面已经讲了很多。
淡水大捷以后,孤拔恼羞成怒,于10月20下令,自23日起全面封锁台湾;这时候,刘敖对于撤基保沪是否正确?淡水大捷有虚报战功等问题,向朝廷打小报告,刘铭传的处境更为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