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正式建省，是在中法战争之后，1885年10月12日(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清廷正式下诏，准军机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大学士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北洋大臣李鸿章联衔会奏，诏书说：“醇亲王等奏称台湾要区，宜有大员驻扎等语。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因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著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抚详细奏明办理。钦此。”这说明经过中法战争的战火，清政府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台湾作为东南藩篱、七省门户的重 要性。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习称十八省(除了黑、吉、辽，蒙古，西藏等地)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以后，清政府于1884年11月17日宣布新疆建省，以湘军大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台湾紧随其后，由此可见，这两个新设的行省，都是在列强入侵、边疆危机加剧的情形下，清政府为了应对外敌而做出的回应。

　　我们所编的《刘铭传在台湾》、《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两本集子里，先后收有杨彦杰、陈锡银、姚永森、沈寂四位先生关于台湾建省的文章，这一问题的脉络大致是比较清楚的。主要是：一、台湾建省之议很早就有人提起(如乾隆二年内阁学士吴金，与近代关系不大，可忽略不计)，在近代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沈葆桢、袁保恒，丁日昌、李宗羲、在1874年日军侵台事件引起的海防大讨论中，都有建省的探讨或主张。这当中，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台湾的海防建设，作了许多奠基工作。事隔十年，建省才成为了事实。中法战争又引起了清廷的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在与台湾建省诏书下达的同一天，清政府还颁发了成立海军衙门的谕旨。这都是为了强调海防。无论是前面说到的军机王大臣，还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杨昌浚，包括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与李鸿章唱反调的左宗棠，也极力主张台湾建省。左宗棠并力陈三大必要性、四大可行性(见一百周年论文集211——212页)。可见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建省的刻不容缓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刘铭传本人对于台湾建省，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在他受命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时，就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出任台湾的方面大员，刘铭传最先受到的诏命是担任福建巡抚，当台湾保卫战以中方的胜利到一段落时，他即于1885年7月16日(六月初五日)也即清廷下诏台湾建省前整整三个月，向朝廷奏上《法兵已退请开抚缺专办台防折》，要求开去福建巡抚一缺，专办台防。这是他从台湾防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得出来的。因为台湾战后百废待兴，各种善后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身兼福建巡抚，事必要奔走往返闽台之间，弄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为此，他在奏折中认为，以前制定的福建巡抚半岁驻台、半岁驻闽，倏忽往来，究属有名无实，并深有感慨地说：“此次莅台经年，访求利病，深知台事实可有为，深叹前此因循之误。”他不当福建巡抚，是为了更好地办台湾的事情；说明他这时的襟怀抱负，的确具有近代政治家的眼光，并不以自己的进退出处为念。也说明他对于自己率领台湾军民经过浴血奋战保护下来的祖国宝岛，具有了深厚的感情。二是在接到朝廷关于台湾建省的诏旨后，他又出现了反复，于12月3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上了《台湾暂难改省折》，认为必须等到台澎善后事宜办完，练兵、设防、抚番、清赋这几大项工作都做完以后，才能谈得上建省。为什么呢？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台湾一直和福建连为一气，“猝有难端，全恃闽疆为根本，声气相连，痛痒相关，以助孤危之境。”如果一下子分开，切断联系，首先是经济上断绝接济，其次是福建官员多为湘系，膜然坐视，人力上调派不灵，台湾诸项建设就不会有着落。因此，他提出，可否仿照江宁江苏旧例，(福建)巡抚驻台湾，主持一切政务，(闽浙)总督兼管内地，叫做分而不分，不合而合。我认为这也是从台湾的实际情况出发，和前面他不当福建巡抚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由于有刘敖告状的前车之鉴，他最担心身为闽浙总督的湘系大员杨昌浚的掣肘。后来，清廷一再催促，1886年4月13日，刘铭传到福州和杨昌浚一起会商台湾建省事宜，两人相谈甚欢，力筹大局。协定由福建每年协饷44万两，户部从五海关税收中协饷36万两，以五年为限。这样建省的经费有了着落，刘铭传才第三度有了较明确的表态，认为可以考虑建省了。

　　介绍上面这样一大段背景，看似枯燥，但它是上下部分之间的承接。在剧中可以表现为由于刘敖告状事件的影响，刘铭传对福建湘系大员可能给予的掣肘和不合作十分担忧，出现一定的思想反复，但是，对祖国对台湾负责的态度，使他最终留在了台湾，知难而进。(这里也有一些情节，比如战后要去福建上任巡抚，台湾绅民送万民伞挽留，刘铭传于是决定辞去福建巡抚，专门留在台湾办理防务；刘敖服刑判决下来，台湾百姓举酒庆贺，冤案昭雪的父女到刘铭传官署送匾额；日本商人在台湾经营樟脑专营，囤积居奇，刘铭传见了，怒火中烧，决定与日本人一决高低，等等)当然，朝廷的支持，湘淮隔阂的消除，李鸿章与他对海防形势的分析，经费有了保证，诸种因素最终促使他留在了台湾。

　　而一旦他决定就任首任台湾巡抚后，他对台湾的建设和未来各项近代化事业的规划则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实干精神。戴逸先生在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讨论会的讲话中，就较详细地分东南析了刘铭传对建省问题的态度，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他对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有他自己一套蓝图和考虑，其主要出发点就是“思以一岛基国富强”，也就是要把台湾宝岛作为全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楷模、一块样板。台湾虽然相对落后，但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最主要的是远离大陆，中央集权的控制相对薄弱，可以摆脱朝廷中枢顽固派的许多干预和阻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建省之初的台湾，可以说是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认为刘铭传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治理和整顿，二是建设和改革。(有的学者说刘铭传在起初对建省不积极，拖延了两年之后才在台北建立起巡抚衙门，这不合事实，因为，由于经费不足，他一开始主要致力于布防和理财，不建衙门反应了比较节约和讲求实效)

　　在治理整顿方面，他主要做了四项工作：设防、练兵、抚番、清赋。

　　(1)设防：经过战争检验和对全台战略形势的考察，刘铭传十分清醒地认识到，“纵观全局，澎湖一岛非独全台门户，实亦南北洋关键要区。守台必先守澎，保南北洋亦必须以澎、厦为莞匙。”也就是看到了澎湖作为台湾海峡咽喉部位的重要性，中法战争中，孤拔袭取澎湖，断绝海峡通道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清廷于是在光绪十二年批准了刘铭传的请求，将澎湖副将与海坛镇对调，升澎湖副将为海坛镇，就是提高了澎湖的战略地位。在再从台湾全岛的形势来看，“论地则台北为重要，论势则台南为绵长。”因而他仍坚持把防务重点放在台北，包括基隆至淡水一线，购买重磅的克虏伯巨炮(至今还保存在这两处炮台遗址上)，修筑炮台，开完军港，为能停泊本国军舰而做准备。这样一种防务部署，主要使他感到了继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列强以后，新兴的东方资本主义列强日本也正在虎视眈眈。史料曾经记载，有一次他曾经登上正在修建中的沪尾(即淡水)炮台，向东北方眺望，对部下说：“海天那边郁郁葱葱的岛国，不是日本吗？我们再不加快建设，刻苦自励，不出十年，就要成为它们的俘虏了。”反映了他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时刻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这在下半部，应该作为一条隐伏的主线，刘铭传的近代化事业，遭到多重阻扰，来自日本间谍的破坏，是一段相当重要的情节)。

　　(2)练兵，与设防相关的是练兵，也就是提高台湾驻军的军事素质，当时全台的战略部署是台南合澎湖15营，台北和宜兰15营，台中新竹、嘉义、彰化拟部署5营。他认为，台湾军务号令久已废弛，湘淮各军也成了强弩之末，因此，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就必须加强部队的训练，整顿营伍积习，在《刘铭传文集》的惩暴略里面，有很多对部将违反军规受到惩处的记录。(这可以和刘敖留下的后遗症相联系)

　　(3)抚番，是刘铭传开发台湾，稳定地方的一项要政。学术界对此评价不一，剿抚兼施，恩威并重是其一大特点，他的部将、侄孙刘朝带也在光绪十五年九月在抚番中战死，应该是有文章可做(徽剧里把他和高山族姑娘的抗战友谊、开山冲突〈因修铁路而起〉、结婚风波，一直到他牺牲，做了一大段文章)。《刘铭传在台湾》论文集里有周青和马骐的两篇文章，观点比较中允，从加强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先治理，在开发，联系到刘铭传后来在台北专门办了番学堂，就是吸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接受汉族文化教育，这些都是很可以写一下的。当然，他也有镇压的一面，由于牵涉到少数民族政策，这方面要慎重。有的旧史著把台湾的土著居民说成是“熟番”和“生番”，并说刘铭传镇压的主要是深山里未开化的生番，这都不准确。现在一般把台湾土著少数民族(大陆过去一般叫“高山族”，也不准确，因为他们是九个少数民族的族群，台湾阿里山度假区现在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就是展现这些高山少数民族的；台湾史学界现在称他们为“原住民”)称为原住民。在剧本描写里，原住民和刘铭传发生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开山修路引起的，可以归结为受了别有用心的地方贪官劣绅的挑唆，或是日本间谍的挑唆。

　　(4)清赋，就是理财，台湾建省经费不足，本地的赋税是一大收入，尽管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豪强地主的把持下，税收状况十分混乱，地方官有的惧怕豪强，有的自己在里面趟混水，所以刘铭传下决心，从清丈土地开始，进而全面清理整顿赋税，他有一个估计：“统计全台盐、茶、百货税厘，岁入银一百零数万两。将来整顿各项税厘，剔除中饱，岁可得百二十万。”合计全台(包括澎湖)防军35营，岁需用款也大约是一百二十万两左右，正好持平；如果设立轮船招商局、开矿山等近代实业，则要达到一百五十万，那么，还可以从全台的土地税中想办法，“若将各县赋税一律清查，以台湾之入供台湾之需，尚可有盈无绌。”清查土地首先要清查人口，豪强地主为了逃避赋税，常常隐匿人口不报，土地田亩也故意弄得没有实数，尤其是在清丈的过程中，受到以彰化豪强(刘铭传在奏折《彰匪围城劫馆派兵剿平折》里称其为匪首，其实不确，因为他造反所以称为匪)施九段为首的地主团伙武装的强烈抵制，一度围困彰化县城，被刘铭传派兵剿平。这也反映了斗争的激烈。(《刘铭传文集》里专门有清赋略，可以和理财略、惩暴略一并参考。)

　　上述四方面的工作成效是很明显的，戴逸老师说，刘铭传任内，台湾的财政收入有了很大增长，从每年的90万两增长到300万两，五年以后，福建和中央的80万两的协饷就被取消了，台湾迅速地从一个靠中央和邻省财政补贴的省份，很快就成为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省份，这在六年时间里就能完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台湾的经费状况仍然很紧张，因为，刘铭传的紧迫感太强，要上的项目很多。铁路、电报、近代邮政、矿山(煤矿和油矿)、轮船、商务总局、西学堂、官医局、市政建设等等。几乎在当时大陆省份已经或打算实行的近代化建设事业，刘铭传都有尝试的打算和建设的实施部署。(后文详述)因此，把他说作是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是不会错的。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先生(连战祖父)在所著《台湾通史》里说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是十分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