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03年的中国电视节目榜增加了“年度电视节目秀”的奖项，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奖项？
周可：“年度电视节目秀”其实只是变换了一个名称，在前几年的评选中我们曾经有过“年度电视事件”的评选，和这个奖项思路基本一致，都是表达对电视机制外部环境的考察。我们希望突出的是“秀”的概念，“秀”在西方有“示范”的含义，通过这个奖项对
行业产生影响。
新京报：“榜外榜”在2002年消失了一年，今年恢复了，这个变化体现了怎样的思路？
周可：每年的主榜评选体现了观众、专家和传媒的综合意志，而这个“榜外榜”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传媒奖”。对待中国电视的看法传媒和观众的反映是有差异的，在这个榜单中，我们不设候选，因为每一个奖项都是独立的，不存在替代关系。
新京报：增设“中国电视权力榜”，是不是希望借此展示中国电视的势力图？
周可：“权力榜”体现的是我们对中国电视中那些有社会影响力因素的关注。在去年的评选中，我们将这部分内容和“榜外榜”的内容综合成一篇综述性的文章，但是结果感觉是有些含混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电视的某些内容越来越接近西方传媒的“权力”概念，这其中有人物的因素，有机构的因素，也有节目形态的因素，但不论是什么，都会对社会产生操控作用。设立这个奖对于整个榜评具有摸索的性质。
新京报：《新周刊》的中国电视节目榜几年一路走来，已经由单纯的报道成长为大型公众评选。但是感觉2003年的评选和往年相比异常低调，是什么原因？
周可：2003年的中国电视节目榜完全体现了《新周刊》的独立意志，去年我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网上评选，一方面是公信度存在问题，一方面我们考虑还是回到纸传媒的本体来评选更符合节目榜评选的本意。《新周刊》对各大网站论坛的电视言论，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和监测；而与中国独立传媒学者之间的交流，更从未间断。尽管这个榜不是也不可能是各路意见的简单集合，但见证并成为中国电视发展的年度晴雨表，是她不变的方向。
新京报：身为纸媒体，《新周刊》却着迷于与其不相关的电视媒体，这体现了你们一种什么样的传媒观？上届的获奖者是怎么看待这个榜的？
周可：传媒要互动，现在大家讲求的都是“跨平台”，我们只不过是非常主动地来做这件事。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使观众有了直接对电视发言的平台，而且我们的电视榜也成了年度中国电视的晴雨表。许多获奖者都非常珍惜这个奖，他们说这是观众这个上帝颁给他们的，观众手中的遥控器就是他们努力的目标。本报记者张文伯（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