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评点《刘铭传》之一
奉诏出山的真实背景
翁 飞
刘铭传奉诏出山，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是本剧展开的切入点。但在剧中，刘铭传赴台前，经历了杭州接旨、天津挽留、左帅考察、上海“谈判”、养女风波、金蝉脱壳等一系列波折作为铺垫。那么，刘铭传究竟是怎么样奉诏出山的呢？根据故宫档案，清廷正式下诏的时间是1884年4月21日，当日上谕：“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统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才孔亟。著李鸿章传知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资任使。”这是总理衙门大臣周家楣（字筱堂）提议，由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阎敬铭出面奏准的。阎敬铭是有名的清官，以耿介出名，(死后谥号“文介”)。而周家楣则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因此这项提议的背后即是李鸿章主使。因为一个多月前，1884年3月10日，李鸿章曾给总理衙门一封电报，要求朝廷考虑设立海军部，他心目中帮办海军的理想人选，就是刘铭传。
这时，越南战场的形势十分不利，3月26日、28日，法军连陷太原、北宁，清军前敌指挥、淮军将领黄桂兰由于弹尽援绝，多方掣肘，羞愧服毒自尽。两广总督张树声和黄是儿女亲家，就此给刘铭传写了一封长信。因为黄曾经是刘的部将，死前也有劝刘出山之意。所以有了剧中开篇的一幕。清廷震怒之下，将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命湖南巡抚潘鼎新赴广西筹办防务。但法方一意进攻，气焰嚣张，形势岌岌可危。
接着，4月8日，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易枢”，是慈禧继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发动的第二次宫廷政变（慈禧一生，共发动了三次政变，第三次就是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恭亲王（六王爷）是清廷贵族中的洋务集团领袖，和李鸿章一样主和。他的倒台，使李鸿章感到恐惧和无奈。
那么，李鸿章这时候在干什么？他正在通过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法国舰队窝尔达号巡洋舰的舰长福禄诺商谈《李福简约》。3月份，德璀琳在香港见到了停泊在那里待命的福禄诺，按理福禄诺只是一名舰长，根本不具备当谈判代表的资格，但他曾经与李鸿章有过一面之缘，加上德璀琳的鼓动，于是就很荒唐地表示可以代表法国政府出面调停。
4月17日，德璀琳北上到天津，向李鸿章面呈福禄诺的密函，并威胁说，法国将调集舰队进入中国，夺取一个大口岸“为质”——作为抵押品。接着，福禄诺又提出了四项条款，主要内容：清军撤出越南，不再坚持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法国在签订有关条约时注意保全中国的“体面”；中方须将主战的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撤任；并向法国赔偿兵费。4月19日，李鸿章即致函总理衙门，主张根据福禄诺所提条款与法国议和。4月21日，也就是下诏令刘铭传来京陛见的同一天，清廷又正式下旨，命李鸿章与福禄诺谈判。5月6日，《李福简约》在天津正式签订，此前数日，曾纪泽也已被撤任。
一面谈判，一面召见宿将，反映了清廷最高当局在严峻的战争形势面前和战两歧、穷于应对的窘迫状态。新任军机处首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加上孙毓汶等一班守旧派。世铎毫无政治见解，一切听命于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七王爷）。奕譞是一个狂热的排外派，天津教案时，因为不满意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妥协，曾经愤而辞去御前大臣一职。这时候，他号称“太上军机”，十分强烈地主战。刘铭传的复出，其实与他的赏识有关。
在《李福简约》签订前两天，消息走漏，即有翰林院编修、名士梁鼎芬上奏弹劾李鸿章有“六可杀”之罪。简约签订后，更是波澜大起，前后共有47份奏折弹劾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战而弃越南，实属罪不可赦。一时间，朝野主战舆论高涨，慈禧一看形势，便将这些奏折一股脑儿发给李鸿章本人，含有警诫之意。李鸿章只好噤若寒蝉了。于是又有调左宗棠由西北来京充当军机大臣之命。刘铭传的奉诏出山，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
根据罗刚先生《刘公铭传年谱初稿》的记载，当命刘铭传进京陛见的诏书由驿递加急送到时，刘铭传并不在家乡，而是远在杭州西湖之畔，诗酒会友，纵谈国事。老上司李鸿章在他归隐前曾经告诫他：“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他也确实读了许多西学书籍，可以说是身处江湖，心依魏阙。当时的浙江巡抚是他的老战友、淮军大将刘秉璋，他们正在一起议论，最担心的是法国海军从东南沿海北上，重演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的故事。刘铭传则坚定地表示：台湾是东南门户，七省藩篱。如果他本人能到台湾前敌指挥军事，他将组成让法军不可逾越的第一道防线；刘秉璋则表示，他这里可以互相呼应、成为牵制法军北上的第二道防线。后来的战局发展果然如此，台湾的基隆、淡水保卫战，浙江的镇海保卫战，牢牢地拖住了孤拔北上的步伐。
评点《刘铭传》之二
临危赴任的前前后后
翁飞
朝廷要召见刘铭传，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也急着要见他。6月13日，刘铭传马不停蹄先赶到天津。这时，清政府刚刚任命的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即李鸿章后来的女婿）上任途中过李府拜访。早在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刘铭传奉诏进京、上第一道建造铁路的奏折时，张佩纶和李的另一位幕僚吴汝纶都参加过起草修改（剧中刘铭传向太后、皇帝呈送小火车头的情节就是从此演绎出来）。他们与李鸿章一起讨论了闽台防务。李鸿章一面向朝廷奏报刘铭传进京日期，一面挽留刘铭传在天津辅佐他办理北洋海军事务。天津与台湾，一危一安，职位一实一虚（到北洋是帮办大臣，实权在握；去台湾只是以巡抚衔督办军务，日后能否升迁全要靠战功），刘铭传辞安就危、避实就虚，反映出他为了捍卫祖国疆土的炽热情怀和勇敢担当。刘铭传在淮军将领中战功最高，但没有功名，按清朝的法度，不能出任封疆大吏。他只有建立其非常的功绩，才能得到破格提拔和任命。台湾，对他的个人仕途来说，既充满风险和挑战，也是一次机遇。李鸿章虽然挽留他，但对他的心思也很明白。再者，台湾不光战略地位重要，也是丁日昌、吴赞诚等淮系要员多年苦心经营的地盘。刘璈是1881年出任台湾兵备道的，是当时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也就是楔入了湘系势力。刘铭传此去，战事平定后，可以重新建立起淮系的势力范围。李鸿章是最大的海防论者，这也符合他的战略意图，所以他也不强留刘铭传。
6月22日，刘铭传抵达北京，第二天就和惇亲王、醇亲王、左宗棠四人一同被召见。这几位大臣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刘铭传虽然在1870年因为督办陕西军务与左宗棠积不相能，上奏折互相攻击，刘并愤而辞职。但这时面对外敌入侵，他们已捐弃前嫌，表示要和衷共济，共抗强敌。因为刘璈曾经是左宗棠的记室——秘书，刘铭传担心到台湾后，事权不一，刘璈会掣肘。左宗棠则表态大敌当前，一切以军务为重，刘璈若有违纪不法之事，任凭处置。（上述史实，在剧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也就在这一天，越南战场又爆发了北黎冲突。所以次日太后又单独召见了刘铭传。刘胸有成竹，递上《遵筹海防讲求武备折》，这是一份系统建设中国近代海防体系的方案，就沿海防务的当务之急来讲，设防应该分清轻重缓急：“用兵之道，实宜合不宜分；守御之机在扼要，尤在守险。”加上他对于如何练兵选将的一番论述，以及对于台海形势的细致分析，得到太后的首肯。
6月25日，潘鼎新部在观音桥大败法军，战事进一步扩大。6月26日，清廷正式下诏，命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同日，法国内阁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法国海军部也电令孤拔担任远东特混舰队的统帅，新任公使巴德诺与孤拔一起在开往上海的船上密谋。7月1日，巴德诺到上海，发出“踞地为质”的通牒——必要时占据中国沿海一两个岛屿或港口作为抵押品，向清政府勒索赔款。并且狂妄地宣称：台湾的基隆是一个最易于攻取和保持的抵押品，对法国舰队北上补给煤炭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转站。7月5日，孤拔也赶到上海登陆，两人接见中外记者一唱一和。对清廷刚发布刘铭传的督办台湾军务的任命，表现得不屑一顾；但骨子里却很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