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晒台上，和对面的严师母寒暄，脸上是客气而矜持的微笑，一背过脸来，这微笑便收了，脸上平静中有种落寞。
在晒台上，把门钥匙扔给楼下门口的康明逊，脸上依旧是平平淡淡的，但眼神里有着期待的欢欣和快乐。
仍在晒台上，收衣服，听着身旁母亲的怨责，不发一言，平静的脸上有种坚定和负气的冷漠。
挺着大肚子坐上黄包车，身旁是细心侍侯的程先生。这时她的脸上，安宁、柔和，眼神里有种让人心疼的柔弱。
看着她在镜头前变幻着一个又一个王琦瑶：没有说话，但那眼神千回百转已顶得上一百句台词了；似乎也没有变脸，但那一贯的淡淡神情中早已暗藏乾坤几经风云了！
张可颐穿着一身格子旗袍外披淡蓝色羊毛开衫，向我们走来，合体的旗袍勾勒出她修长漂亮的身材，优雅精致，清雅秀丽的面容中隐含干练和精明，吟吟一笑，风情无限。我们恍然看到了那半个世纪前的“上海小姐”。
换上自己的黑色棉搂，在自己的软椅上坐定，再接过助理递过来的水杯，她舒适地松了口气。她走出了王琦瑶的天地。我们开始走进张可颐的世界。
拍《长很歌》——很快乐啊！
选中当年的“香港小姐”、曾在英国生活过多年却对大陆非常陌生的张可颐来演中年王琦瑶，曾让许多人意外和怀疑：她能行吗？对那个那个特定时代一无所知的她，对王琦瑶关紧了房门偷偷地玩麻将、吃美食的那种感觉能理解吗？
导演丁黑强调了张可颐的英国经历和接受西方精神的王琦瑶有相通之处，但这理由听着也有点勉强。据说力挺张可颐的其实是关锦鹏，投资商赞成的原因是看中了作为香港TVB一线花旦的张可颐的香港和东南亚的市场人气。直到张可颐穿上王琦瑶的服装出现在镜头前，大家才暗暗佩服关锦鹏的眼光。
张可颐自己也是努力做足功课。开拍前2个月便到了上海，高温酷暑中，走街穿巷，找了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做访问，住进弄堂中的老公寓，切身体验弄堂生活，还拼命练习普通话……
也许直到今天，张可颐对那个特定时代的理解依然十分牵强，当她很认真地告诉我们：
“我看过很多历史的东西，那时好象是什么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农民他们粮食不够，就出现了粮票。这是那个运动下来的效果。”我们哑然失笑。但她对王琦瑶作为一个女人的理解十分准确：“王琦瑶她一生追逐的是一个梦，但是时代的改变让她最后寂寞地生活。她外表酷酷的，淡淡的，但是内心有很多欲望和追求的，她认为自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她一直在追追追，这是蛮悲哀的。这就应了一句古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如果我是王琦瑶，一早就跟程先生了，就不会这么烦了！”可颐这直率的评价似也表达了她自己的爱情态度。
第一次来内地合作拍戏，第一次用普通话演戏，可颐一开始拍得很苦。“刚开始，我不讲话的时候，就在想我该怎么演。我的脑子里都是我的对白，所以我都不敢跟人家聊天，现在渐渐适应了。”
导演丁黑的风格是“慢工出细活”，每个镜头都要耐心地把它扣到最好。拍惯了香港的几天一部戏的闪电速度的可颐倒是很享受着份“慢”：“香港的拍戏进度快很多很多，他们是很有规律的，我们都是按照步骤去做的，每几分钟拍完一场戏，很快。这边就很享受拍戏的过程，没有被催逼的感觉。这么一部比较艺术需要内心的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开会，很多时间和丁导讨论，有时候拍得不够细，重来，就有很多时间有很多心思去准备。我很喜欢。”
让可颐享受的不仅仅拍戏创作的过程，还有不拍戏的时候。“有时候去逛街，人家都不知道，我很自由。香港一点这种生活都没有，每天家门口三辆车，监视着。我的佣人和我旁边的邻居什么都被问呐！每天都很紧张。我觉得我现在好象去了另外一片天空似的，好自由。内地真的是很独特的天空，拍戏机会也多，环境也好，人也好，什么都好。买东西，见朋友也比香港好，而且我觉得现在内地蛮适合拍戏的。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内地观众可以接受我，我可以向内地发展。”
“如果我是王琦瑶，一早就跟程先生了，就不会这么烦了！”可颐最后直率地说出的这句话似可视作她个人对王琦瑶的褒贬。
和周润发合作——很痛苦啊！
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女孩走在马路上，忽然有人过来问她：徐克想叫你拍戏你愿意吗？于是这个女孩成了梁家辉的表妹，和周润发、梅艳芳、梁家辉一起拍起了电影。这个传奇般的故事就是可颐入行的真实经历。
提起当年的奇遇，可颐今天说起来仍觉十分有趣。
“那时我刚刚英国读书回来，是放暑假的时候，我走在街上，徐克导演就在马路对面拍戏。他派了女同事过来问我：你想不想拍戏，徐克想试你。我就说徐克是谁啊？就是对面，那个脸上都是胡须的那个人。我当时只有18岁，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徐克是谁，就觉得那个人满脸胡须，很酷的，我就说好，我会带我妈妈一起来。于是我就开始了拍《英雄本色3》。”
“第一次和周润发这些大明星合作的经历快乐吗？”
“不，我是很痛苦。我当时特别特别紧张，徐克是个很严肃的导演，虽然发哥家辉哥都很爱惜我，但因为我当时还很小，什么也不懂，蹲位啊位置啊什么也不懂，所以我那时很害怕，每天都是呆呆地坐着，就听着别人叫你埋位。徐克导演他也不跟你说话，他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也是很紧张的，听不懂也不敢问，他问我明白了吗？我就装明白了算了，其实并不明白。所以我那次对演戏的印象就是孤独和害怕。每天就坐那里，有时呆着一天也拍不到一个镜头。也没人跟你说话，我也没有助理，什么也没有。”
“当时演的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当时演梁家辉的表妹。我觉得演戏很难很难。一个镜头跟我说10遍，我也干不好。所以我害怕了，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不喜欢拍戏。”
第一次的演戏经历让可颐决心再也不演戏了，但几年后她参加“香港小姐的竞选”获
“最具演艺潜质奖”，她终于还是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演艺圈。和香港无线签约，一签就签了十年。十年中，她演了《神雕侠侣》《天地男儿》《新上海滩》《难兄难弟》等数十部剧集。她有了名气，也尝尽了名气带来的甜酸苦辣。
成名的代价——垃圾筒每天被人翻
也许是多年异国生活的影响，可颐的性格直率独立，习惯于我行我素，不愿与媒体周旋，所以她一直是负面新闻不断，甚至被称为“是非精”。在采访前，我们刚从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她“同性恋”“恋上富家女”的消息。
可颐对此的回应是大笑：“哈哈，我告诉你们好了，我绝对不是同性恋。花边新闻啦！太花边了。”可颐说如果她当年刚刚入行的时候听到这种新闻肯定会睡不着，但今天已经不害怕也不生气了，今天她对付这些的办法是：“我就不看啊，不看就没关系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本地的报纸了。”
刚入行时，可颐直率的个性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她曾经睡不着，她也曾经尝试改变，刻意笑脸迎人，最后发现很多事情真的勉强不来，包括迎合他人。“或许我的演技真的太烂，假装不出来，我说话又没有尾音，不像其他女人说话拉长音很温柔，我就是办不到。”她终于想通了，不理不睬，我行我素是最好的办法。“对于是是非非我已经麻木，我只想拍些好戏，所以选择不再回应。”
“现在你的性格是不是蛮适应了这个圈子了？”
“我很讨厌说我适应，因为内心深处是不适应的。只是既然我做了这一行，我就得学着去适应。其实内心深处我是个喜欢自由的人。如果让我去演戏，我可以不收费，但是你如果要用我的知名度去赚钱的话，我肯定要收费。因为我觉得知名度和个性没有关系，所以我是这样子性格的人，可以做的我尽量去做，顺其自然地去做我可以释怀的东西。”
“入行十年有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波折？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的工作还是蛮顺利的，最大的挫折就是我从一个不太喜欢被注意的人去适应和记者的关系，怎么去保持一个很好合作的关系。我去了解他们做事的方式，配合吧！配合不太过分的新闻吧！还有花边新闻。我的路可以说是顺利，但是我的坚强是逼出来的。”可颐爽朗地笑着。
“那这个职业有带给你满足和快乐吗？”
“有。虽然我有付出，但是反过来我也有得到。表演上的进步，观众的认同，不同的奖，对我都是一种鼓励，一种收获。而且自己的心也变得豁达了，成熟了，开朗了。我以前会不开心啊，朋友啊家人都不见啊，现在不会啦。已经坚强了。”
“我的影迷给我很多快乐。我的影迷真的很热情，他们跟了我很多年，我也有上网跟他们互动。我去横店、无锡拍戏他们都有过来看我的。记得我们在北京拍《金枝欲孽》的时候冷的不得了，那时候我不认路，什么也不知道去买。他们就买热水杯给我，还有羊绒内衣啦袜子啦好温暖啦。”
去年，可颐和相恋8年的男友分手了，她的感情问题又成了媒体追踪的目标，时不时都会有关于她恋情新消息的发布。
“你现在对感情上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好累啊。身体和心很累。我不会想得太远，等缘分，慢慢来吧。但我肯定不是同性恋。我可以肯定告诉你！哈！”
“你觉得出名后的得失是什么？”
“得到就是我去食堂不用排队啊，失去的是，我的垃圾筒都每天要被人翻！”
“今天你正处于走红有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失去这些会怎样，你害怕失去吗？”
“失去这些？我还没没想过，如果老天要我失去，我也会找到别的东西来补偿，享受别的东西吧。也许有一天我会想要找个好老公有个孩子。人不可能一辈子演戏，我有时候想，我现在知名度大了，但朋友家人少了，等我40、50岁的时候，我会争取多和他们在一起。”
坦坦率率，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眼前的张可颐完全颠覆了娱乐新闻中那个“是非精”张可颐的形象，我们惊异地发现名气有时可以多么严重地妖魔化一个人。文/孙庆 赵卫薇 (责任编辑/日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