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政治家：信仰至上 明锐犀利 尽公极身
商鞅，是中国古典法制社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改革家。本剧对商鞅的塑造，以两种主流历史评价为根基：其一，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其二，西汉刘歆《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商鞅精神的最基本特质，是信仰至上的人格力量。
商鞅的信仰是尊奉法治，追求目标是“为万民立法，为国家立制。”这一信仰及其追求目标，是其人生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更是其无私与极身的精神根基。商鞅信仰的展开形式，是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法治学说。其选择立足之邦，其论说治国理念，其实现变法目标以及处理情感私生活，无不表现为以一贯之的坚定纯粹。商鞅一切行为的根基，皆在于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商鞅对法治社会的追求，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徒的笃信与虔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这种坚定，在历史上除了宗教开创者，几乎无人与之比肩。如何将这种千古仅有而又不能靠论述来形象表现的伟大纯粹的人格力量，以戏剧行为表现出来，是对演员的高难度挑战与考验。最大难度有二：其一，如何体现坚定的信仰追求所生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其二，如何在人物言行中渗透出一种精神的高贵，以及这种高贵精神的征服力量。其间火候是，既要冷峻肃杀，又要以精神世界的熊熊火焰为底蕴。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明锐犀利。
商鞅之明在于二：其一，清醒地知道信仰道路的艰难；其二，清醒地知道与自己选定的雄主如何共事。惟其有明，商鞅的犀利是冷而不硬，锐而不狞，是以信仰追求为依托的坚定明晰，而不是简单的声色俱厉。商鞅之锐(犀利)也在二：其一是思想彻底言辞犀利，其二是执法无情立断立行(大仁不仁)。此间之要，切忌犀利带出刻薄，切忌高贵带出浮华。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三层面是尽公极身。
尽公者，私不扰公也。极身者，敢于以生命维护信仰也。商鞅的尽公极身，既有秉性执著的根基，更有信仰至上的根基。惟其如此，商鞅的无情行法与舍身护法，都须表现出清醒的思索，而不是简单的走投无路的冤狱。
另外，必须把握商鞅孝公之性格区别。商鞅孝公两强相遇，肝胆相照共始终，历史奇迹也。故必须清醒把握其同于不同，方能体现人物个性。两人之同，在于都是千古罕见的正才，精神通同。两人不同，在性格气度：孝公沉雄，商鞅肃杀；孝公厚重，商鞅犀利；孝公亲和，商鞅冷峻；孝公质朴，商鞅高华；孝公通权达变，商鞅坚持原则。此间关节，是区别两人之根基。
商鞅是历史天空的一道闪电。
商鞅是疾风暴雨中一道接天贯地的长虹。
商鞅的悲剧命运，是现实恶欲对高远信仰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