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经济日报》：曹禺在老舍家谈《四世同堂》

　　就在中央电视台八月十二日开始播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当天上午，我国著名戏剧家、七十五岁高龄的曹禺先生，拄着手杖，兴致勃勃地来到了老舍先生的家里。

　　眼下，老舍夫人胡絜青不在家，正在辽宁省兴城避暑。曹禺先生对迎候他的老舍长女舒济笑眯眯地说：“老太太让我写的字我写好了，不成样儿呀！”

　　“您太谦虚了，谁不知道您字写得好！”舒济说着，同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摊开一幅画儿。画是胡絜青画的，画上面是两棵挺拔苍翠的青松。原来，胡絮青画完这幅画后，便把它送到老舍的挚友曹禺家里，想请曹禺先生题字留作纪念。

　　“宁知霜雪后，独见茂松心，絜青大家写松，曹禺题。”舒济瞟着那清秀俊逸的字，喜欢得念出了声儿。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四世同堂》。

　　曹禺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说：“《四世同堂》，真是剧本改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们演得也好。我主张，让全世界看看，特别是让日本看看，看一看老北京人是怎样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生活的，看一看爱国者们是怎样同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的。”

　　曹禺先生说着，不由得向在场的人回忆起“七七”事变时的情景。曹禺先生说：“那时，我在天津，住在租界里，租界紧挨着东火车站，从楼上都能看见日本人和中国军队在打仗，多少中国士兵被日军杀害了。日本人在河北，还野蛮地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就在这样的时刻，租界里的中国人，也有像《四世同堂》里冠晓荷这类败类人物。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姓刘，太可耻了，早不学日文，晚不学日文，偏偏那会儿在楼里抱本日文书，伊哩哇啦的一天到晚瞎念叨。我恨这种人。他是想投降日本侵略者，是想为当亡国奴做准备呢，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气氛。我想离开天津。要上船的路上，有一个日本兵的关卡，过去的人必得叫‘太君’。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太君’这两个字眼。所以宁肯绕了很远的路去上船，心里也痛快。看了《四世同堂》，我非常理解老舍先生作品中关于‘不堪忍受日军占领的人，必须出城去’的思想。年轻一点的同志，可以想象得到，在那样的气氛里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活着，是喘不上气的。”

　　曹禺先生停歇了一下，继续说：“后来，我和老舍先生一起到了美国，进行讲学。白天说了通洋文，晚上回到住处，我们就大讲特讲北京土话儿。有时，还要用北京土话儿骂那些帝国主义侵略者，骂完了才痛快。那时，老舍先生住两间小屋，我住两间小屋。老舍先生经常晚上关在屋子里，在写。我知道他在写大作品，但我没有问他写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父亲是在写《四世同堂》最后一部。”舒济插话说。

　　曹禺先生点点头，“对的，看得出，老舍先生把对敌人的仇恨全倾注在了写作中。轮到礼拜六晚上，我们才一起到外面吃一顿，散散心。”

　　“几十年过去了。”曹禺先生最后说：“这回我看了老舍先生当年写的《四世同堂》，深刻地体会到：不论侵略者多么猖狂，但侵略者必死于侵略！”

　　(原载《经济日报》198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