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婚》编年体的形式中彰显着创作者的智慧

　　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尹鸿：编年体的形式中彰显着创作者的智慧

　　《金婚》的播出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不管有人觉得它太沉重了，还是有人觉得它因为坚持的美丽而共鸣，那都是一个世界，不管我们觉得它更美好，还是觉得它带有一定的悲剧性，都引起了我们各个方面的关注，我们有讨论它的热情，本身就说明它的成功。

　　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它可能有几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一它表现了半个世纪中国家庭婚姻命运，我想它非常符合电视剧这样一个特点，因为在我的判断当中，电影是比较爱写爱情的，因为电影的观众总体上来讲是青年人，而且电影的文化观念更前卫，更青年，但是电视剧不是，它的文化更主流、更传统，所以一般电视剧就更多写家庭，写婚姻，不太多写爱情。比如这个电视剧里面，爱情半集就完成了，基本上还没搞明白这个爱情是怎么生成的，他们就结婚了，马上就进入了家庭，进入了两个人争吵大半辈子的生活，这跟电影很不一样的。

　　第二，电影比较爱写国，动不动就写开国大典，哪怕写古代的《夜宴》之类的，都是写国，跟国家权力有关系，但是电视剧不是，尽管是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它写的是家庭，也跟电视文化有关系，电视文化在没有门槛的大众主流媒体上播出，因此在政治上、文化上相对来讲它的边缘更加有限，因此它要符合社会当中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政治背景人的需求，这种选择是非常聪明的运作，也体现了北京电视一项的智慧，在北京地区生产电视剧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这半个世纪有很多难以回避的事情。其实一方面来说对文艺创作是很幸运的事情，一般国家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当中，只有大人物的命运才有戏剧性，但是中国这半个世纪，小人物的事情也很有戏剧性，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戏剧性地度过了，但是我们这个戏非常巧妙的把历史大背景推到了后台，而把一个家庭婚姻推到前台，来表现一个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命运和爱情命运。其实最初婚姻电视剧很多，但是前段时间蒋雯丽从《牵手》带头，到后面一系列电视剧，都是表现婚姻发生变化和生活发生变化如何经受考验，虽然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种回去的电视剧的结尾，但是更多看的是考验的故事，但是这个电视剧里面是另一个故事，是婚姻怎么坚持下来的故事，这个婚姻几乎一直在风口浪尖上面，在惊涛骇浪上面，但是它居然就坚持下来了，而且坚持地让人觉得能接受，不让人觉得它是故意的为坚持而坚持，让人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摩得精疲力竭，还坚持下来了，而且最后还觉得很美好，变成古董了这种婚姻关系，但是我们是以50年为代价换来了这个古董。

　　它选择一个纵向面，而且用编年体的形式，跟生活时间进行挂钩的电视剧也成为一种选择，比如说跟时间每天24小时，跟24小时挂钩，今天是跟50年挂钩，每年一集的编年体的形式，其实这种形式给自己创作带来很麻烦，因为要保证人每一年都有戏剧性，比较难，也出现了我们刚才专家提到的，必须在每一年都吵架，年年都有时要吵，否则这一年就没法写，实际上大家读起来稍微觉得他们的幸福生活还是少了一点，能坚持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幸福的东西支撑着他们。但是因为每年一集所以每年都必须吵，要不然就没法写，这个戏的概念比较好，每年一集来记录50年的历史，但是从概念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从演员到编剧到导演，有极高的艺术智慧和艺术才华，把这50年，每年都找出戏剧性来，每年都把戏剧性编演得很淋漓尽致，这就是艺术的另外一个诀窍，有一个局限，有一个限制，才能显得我们艺术家的智慧，而且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限制，自己在这个限制当中还跳得很好，就非常不容易，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从总体上来讲，从价值观来讲，整个文化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能被这么多人认同和接受，从《渴望》以来，中国电视剧一直的价值观就是不变，任何风吹雨打，虽然五四运动批判过忠孝节义，实际上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主流文化来进行传达，这个忠对象不同，过去是封建帝王，现在是爱党爱国，我们一直把它当成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选择，当然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个东西是被怀疑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写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翻开中国历史一看，那不是仁义道德，最后总结为两个字“吃人”。但是这个吃人从另外一个意思来讲只是在消耗生命，对每个人的生命进行一定的伤害，但是这个东西经过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其实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当年我们的文学也把这些当成负面的，从《渴望》开始，家庭伦理情节剧都把坚持不变，中国人的韧性、坚持、面临挫折、面临风波，我们就是不变，当成一种美德来传达，对于现在过于动荡的社会，这种坚持不变的东西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满足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需求，特别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可能会引起，因为它的受众覆盖面很广，我想30年代出生的人，如果还健在的话，都对这个剧肯定表现得生活很喜欢。从30年代一直到40、50、60年代，这四个年代的人，我想都会对这个剧产生极其强烈的同感，包括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会看到我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在里面，而且我父母也马上要过金婚了。这些东西的情感包括历史的认同，都会在这个剧当中得到投射，而且它对这一代一代人，都会觉得社会变化太快了，实在是难以驾驭，我们会从中间这种不变当中得到一种启发，这也是一种价值观。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会在这个作品当中存储的一边倒，会不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单一，特别是后面的年轻的人，在里面的主体性比较弱，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比较没有力量，那么这种时候对一种价值观的多元性，对社会变迁的包容性可不可以，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不是还可以更宽容一点，可能吸收一些更年轻的一些70后、80后、90后的观众，也会觉得我们从里面看到了一种力量。这是一个从价值观上讲，但是它对中国有非常广大的受众群，而且中国整个社会对这种价值观的接受程度，应该是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广泛的受众欢迎，而且收视率那么高的重要原因。

　　第三点，大家都提到了，确实它塑造了两个典型环境当中的生动的人物和他们周边的一组人物群像，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两个人撑的整个电视剧，加上边上一个老跟他们吵架的家庭，其实这两个家庭撑起了这个电视剧的50年，非常不容易。而且我觉得特别应该感触很深的就是，这两年我们写这种长跨度人物命运剧的作品，像《亮剑》、《历史的天空》等等这样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主要人物的性格极致化，用这种性格的极致化来塑造不同于常人的性格，而到了《狼毒花》里面，就让人觉得稍微有点过了，但是这种剧有这么好的市场，就是因为极致性带来人物性的强烈的冲突，他一出现在哪儿就准出事，他就跟别人不一样，用人物的极致性来推动戏剧情节，这走到了一条死胡同，再走就走不下去了，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亮剑》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塑造了一个常态化的人。但是文丽有些地方相对有些偏执，但总体还是常态框架下的偏执，不是非常态的，那么靠两个常态的人物吵架吵一辈子，能够写50集，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这是从创作者到导演到演员非常了不起的才华，而且大家对人物性情、伦理把握的非常好，而且对话当中很少让人觉得出戏的地方，说这个编剧怎么编的，这个导演这个话都说，基本上找不出这种东西来，这是很不容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大量的电视剧都做不到，非常不容易。从服装到屋里的道具到肩上扛的，小细节的设置，电视剧制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现在的电视剧，包括提到的现在收视率非常高的电视剧，在制作方面的粗糙有时候是不能容忍的，包括收视很好的，我们评价很好的，有一些战争场景，脸上的血很假，还有打完仗之后衣服还整整齐齐的，这种制作泛滥成灾，还有《北京人在纽约》这几十年以来，大多数都退步了，但是原因很复杂，我不想说，但是目前这部剧至少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它艺术的远景和艺术的追求。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作品一直有品质的保证，我们要追求它的制作品质，否则的话，现在经常投资人说这场戏要拍，投资人要问多花多少钱，说30万，投资人说不值，中国老百姓不需要30万看你精良的品质，看故事就可以了，经常是导演跟投资方打架，打这个事情，如果老是用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来糊弄老百姓，他们会越来越粗糙，我们的电视剧会变成越来越老年化、中老化，年轻人都觉得这么滥的电视剧这么看啊。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好，而且这几个人物都有很强的特点，不管像文丽当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人，还是像佟志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而且是工人知识分子的人，放在那样的大背景当中，而且他们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四川人，这一对文化，其实也体现了中国这几十年的文化如何，包括阶层，我们现在所分的那些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社会阶层其实就意味着命运的差别，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差别，同时地域的差异也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我也是四川人，我有一个同学分到北京来，分到北京来以后，他太太很多年都说这句话，你要不是考上大学，来到北京，怎么看到这些高鼻子洋人。这体现了一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化，我们把这些东西非常巧妙的融合到这个剧当中去，都体现了扎实的基础，扎实的对生活的认知，同时也提供了社会学的解读，让我们今天的孩子，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从这个剧当中看到了我们那个社会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的变迁，另一个角度也让我们这些过来者都重新回到了那个时代，都是它取得的非常巨大的成就。

　　但是这个剧当中，如果有一些将来会面临一些问题，我老觉得这个家庭这么建构，写到改革开放80年代以后，90年代的年轻人的时候，老觉得用劲用得差不多了，这些人物有点为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服务了，为这两个人金婚服务的状态，因为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稍显弱了一点，为以后拍续集带来了一些难度，因为你开始没有置入足够的、有力量的、主动性的人物进去，所以将来再拍续集的时候，能不能牵动观众。这类剧都会面临，过去很多剧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当然这也涉及到文化，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