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新作《百年往事》已于去年12月19日如期关机。该剧讲述了琉璃厂百年老店“松鹤斋”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经坎坷成为有质有信，名扬海内外的中国故事。

　　北京有句谚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北京城)”，足见该寺历史的悠久。潭柘寺据史料记载始建于于西晋，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

　　而如果要说琉璃厂，那就不能不提海王村，早在元代约(公元1264---1295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时期开始在海王村建琉璃窑厂，以供应当年元大都的建筑使用。这琉璃厂后来一直延续到明永乐时期，建北京(紫禁城)宫殿时还是由琉璃厂等提供大量建筑构件。为京城这一情形在清初康熙时还在维持，直到康熙三十三年琉璃厂奉旨交窑户自办，窑厂才逐渐因缺少宫延定货逐渐消亡了。

　　窑厂被废除后，在海王村周围盖起了许多小房，慢慢自发地成为小街市，而琉璃厂这个因行业而形成地名也就保留下来了。

　　自明永乐、宣德一直延续至嘉靖以来，许多在京城为官的江南人士。到了退休离任后，虽然在仕途上告老，可还不愿还乡，于是有许多“离休老干部”就选择在琉璃厂附近定居下来。这些“退隐之士”聚居在一处，以诗、酒、琴、棋、书、画自娱，一些雅好考据金石和鉴赏字画亦常自发相互切磋以此修身养性。

　　到了明末清初，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殿试大多安排在京城举行，外地学子进京赶考成为各地学子通向仕途的唯一桥梁。而在琉璃厂附近居住的退休京官和名人学者，则引来各地赶考举子前往拜会，以期能拜在其门下求其携指教成功地晋身仕途。可真正能晋身仕途的还是极少数一些人。更多的则是名落孙山，这样许多落榜举子就只好自谋生路以待来年再考。落榜举子多以给人当私塾先生或代人写信，也有靠卖字卖画谋生，有的三餐不续只好卖掉随身带的文房四宝和书籍改行从商维持度日。据说安徽举人王致和就是于康熙八年进京赶考，落榜后改卖臭豆腐而致富的，时至今日北京人家居吃早点还少不了一口王致和的臭豆腐。令人没想到的是清政府里少了一位小官吏，民间却出了个臭豆腐百年老号。

　　到了乾隆年间，正逢“康乾盛世”乾隆爷喜倡文风，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这一全国文化盛典带动了琉璃厂旧书业的空前繁荣，并由旧书业波及到笔墨纸砚、碑帖、书画、金石等门类勃兴。据记载乾隆末期在琉璃厂西街开设的清秘阁和松竹斋都是文玩兼南纸店，清秘阁还承办六部衙门的奏章用纸私文具印泥等。松竹斋承办科举试卷。

　　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琉璃厂的常客。当年在那里寄卖的书画以今天来看真是非常的便宜，一张齐白石的立轴罗卜白莱，开价也不过三百元左右。

　　五六十年代末能赶上，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恰逢文革结束，记得在琉璃厂海王村开始能够淘到五四时期的一些新文学史料方面的影印本，那时的书以现在来看真是极便宜像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O，M，编的《我们的七月》(综合性文艺丛刊)当时只售五角五分钱。此书编者和作者都不具名，后据考证作者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大白、潘漠华等均是后来的文学大家。还有像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胡适的《尝试集》、周作人的《知堂文集》、陈梦家的《新月诗选》、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除了蔡元培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大概是二元钱，其它的都只五、六角就能拿下。还有一次也是在海王村中国书店以三元买下上下二册精装《明清民歌时调集》那可真是超值，记得有一次托人请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职工从内部买了一套精装《鲁迅全集》才四十元，拿到书后心里有些过不去又送了二盒好烟才算安心。

　　到了今天琉璃厂的书更多了选择的余地也更大了，只是缺少了那个年代的读书氛围，而历经市场化洗礼的书价(少则三、五十多则数百元)将想读书的人拒之门外。回想起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真是淘书读书的黄金时代令人心生向往。(晓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