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百年往事》中再现了我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清光绪年间的戊戍变法。而变法中不可缺少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翁同和。翁同和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收藏家、学者、诗人。他的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其我们试图尝试地探究一下翁同和书法的形成。

　　翁同和(公元1830-1904年)，字声甫，号叔平、瓶生、韵斋等，晚号瓶庐、松禅，江苏常熟人。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举进士，赐一甲一名头元，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1865年冬以后，翁同和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王之师，这是他建树政绩的辉煌时期。他对两朝帝王竭尽职守，尤其是对当年年仅5岁的光绪皇帝。所以成年后的光绪帝感恩厚报翁同和，不但任命翁同和代理刑部侍郎和兼任刑部尚书，还准他人军机处，做过户部尚书和总理衙门大臣。

　　翁同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某些主张，“戊戌变法”时期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锐意变法。翁同和辅佐光绪帝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创举，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嫉恨，终被罢免革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和发回原籍。永不叙用，交由地方官严加管束。翁死后，追谥文恭。

　　江苏旧属吴地。书家评价说吴地书法的风格，或清新秀润，或狂放不羁，而像翁同和这样淳厚浑穆如老酒陈蜜似的却十分稀见。

　　翁同和的学书过程，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分析说：“松禅(翁同和)早岁由思白(董其昌)以窥襄阳(米芾)，中年由南园以攀鲁公(颜真卿)，归田以后，纵意所适，不受羁缚，亦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家。然气息淳厚，堂宇宽博，要以得鲁公者为多。偶作八分，虽未入古，亦能远俗。

　　翁同和幼年学书，主要习欧阳询、褚遂良，也参学了赵孟与董其昌的字。欧阳询的楷法“源出古隶”，如《九成官碑》，前人评其“高华浑朴，法方笔圆，此汉之分隶、魏晋之合并酝酿而成者”。而褚遂良的结体“容夷婉畅”、意趣“微杂隶书”，清阮元认为此两者都从“北派而来，非南朝二王派也”。为翁同和向北碑取法埋下了伏笔。

　　他主学的颜真卿书法也饶有篆隶气，更可以同气相求，血缘可攀。中年以后他致力于学颜，得其风骨，又因欧、褚、颜具以严谨端庄为体，故参以米芾之纵横跌宕、苏轼之丰腴流丽、二王之平和飘逸、章草之奇崛古拙。学颜为主，转益多师，是他中年书法的主要特色。

　　他晚年归田，纵意所适，不受羁缚，沉浸于汉隶、北碑，得力于《衡方》、《张迁》、《礼器》等碑，使其的书法得到升华。从用笔来看，二王一脉的行草善于提、按、转、折，尤其是在提和转上更具灵变之法。而北碑方笔一派，虽有飞扬跋扈之气，但用笔重按与方折，故呈凝重之致。翁同和的用笔，愈到晚年也愈来愈明显地重按与方折，颇有“狠”劲，但他却以“淳厚”的气息写出凝重的格局来。不能不佩服他在处理用笔矛盾上的高明。从结构上看，北碑结体大体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种，后者系“继承隶法、保留隶意”，翁同和在学褚、颜的基础上，是比较容易与这一类北碑激起共鸣的。近代书家萧蜕庵说过：“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

　　翁同和在书法上深谙“外密内疏”，再通以“平画宽结”的汉隶、北碑，从而成“南北一家”。融诸家之长，冶古今碑帖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组佩雍容的翁体。

　　翁同和认为书家除了要具有高度的艺术修养外，必须心正，心正则笔正。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品，有人品才有书品。二是指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与创作时要有灵感并不相悖，因为凝神澄虑，恰恰能激起灵感，达到最佳的精神状态。(晓辉/文)